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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壮劳力都集中在一个麦场里，副书记和副乡长一个一个地问，干不干？怎么干？这些眼看着果子腐烂、蘑菇溃烂、一大笔收入成了泡影的青壮年男人都说想干但没法子干。乡长笑着说愚公老汉能移山，你们这么大一个村庄修不了梯田，这是跟乡人民政府对抗。一场冲突在所难免地发生了……
刘扬很平静，政法委书记的脸颊铁青，跟铁块一般，他放在桌面上的手一次又一次捏成拳头。
于洋继续说，夜里，乡干部开始收“三提五统”，没有几个人缴，因为数目太大，跟农户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相差太悬殊，有的家庭举家出走。第二天，乡干部从村头的第一户人家开始查看结婚证、宅基地证，没有两证的罚款一百元。全村一千余口人，只有一位八十五岁的老太婆反抗了，她说：“我是旧社会结的婚，那个时候不要结婚证，因此我没有，如果你们家里的老人有，那我就交你们的罚款。”可以说是这位老人解救了全村人，查结婚证的事就此结束了。接下来就找可供罚款的事和物。第三天下午四点多，三十四名乡干部唱着歌曲离开了崖湾。“三提五统”没有收上多少钱，但罚款所得七千余元。一九九五年的七千余元，是一个县级干部和一个科长一年工资的总和。这笔钱没有上交，走在半路乡长就按职务分了。
挨了打、交了一千二百元罚款的一个户主到小河区找到一位生意上的朋友，叙说了家中的遭遇。朋友说我替你出这口气，这是共产党的天下，这类狗杂种不除不足以平民愤。他们找到了小河区扶贫办的一位副主任和小河区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两个人都非常震惊，不相信有这种事。到崖湾一看，一听村民的诉说，才相信这个地方出了这种事。两个人去了松树乡政府，乡党委书记才知道崖湾村发生的事。这位书记说，罚款一分没有上交，你们去告，我出庭作证，我以党性做保证，我绝不会站在败类的立场上说话。两位公家人找到副书记，这位副书记说奉陪到底。车再一次开到崖湾时，户主退缩了，说算了，我们随便犯个事，人家报复就变本加厉。这个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我是一个月以后听说的。我一方面为这伙衣冠禽兽痛心疾首，另一方面为我们村那个窝囊书记愤懑。一个一千多口人的村庄，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伸张正义，都噤若寒蝉地受着。我问小河区宣传部的一位同学，区上对这样的事件管不管，回答是一定会管，绝对严厉处理。我约了我们村在市上工作的几个老乡商量如何反映情况，出乎我意料的是没有一个人赞成去反映这件事，我只好拉倒。令我和我们村里人欣慰的是，村小学的一位老师把这件事写成材料寄给河源日报社，省报发了内参，省纪委专门派人调查处理，打人的联防队员开除了，而那个乡长、副书记、副乡长，小河区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为官做老爷。
王凌打断了于洋的陈述，问：“这三位乡长、副书记、副乡长现在在什么地方？担当什么职务？”
于洋说：“乡长先是在区水利局当局长，现在可能退休了——我不大清楚。那位副书记调另一个乡当乡长，现在是小河区卫生局局长。那个副乡长很能干，现在是我们某个县的县长。”
于洋语出惊人，常委们一个个神情一抖，暴打农民的副乡长现在竟然是县长！
“这个人的过去你了解吗？”田野问于洋。
“初中没有毕业，八十年代末在一个乡政府当联防队员，一九九四年当松树乡科技副乡长，一九九六年在另一个乡当乡长，一九九八年当书记，同年请人替考，考入党校上大专，后读本科，二〇〇四年任小河区副区长。以后的事我就不说了，熟悉最近这次换届的领导同志也知道此人是谁了。”
田野、王凌及其他人都点头了——杨哲除外，杨哲半睁一双蛇眼瞪着于洋，一副极不耐烦的样子。刘扬当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不过他没有问，示意于洋继续说下去。
——一九九七年四月，我家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困难，兄弟一家外出打工，我哥也到建筑工地搞副业了，我父亲高血压引起眼底出血，不能下地劳动。不得已我请假去种玉米。当天夜里，松树乡政府二十余名乡干部来我们村催收上一年拖欠的“三提五统”款项，我知道我可能与这些人发生冲突，就到一位堂兄家睡觉去了。半夜里我母亲找来，说五个乡干部到我们家里等着我问话。我有些发闷，找我什么事？我对五个在我家炕上打牌耍钱的乡干部说：“我们不欠你们‘三提五统’，找我什么事？”一个说：“你放啥屁！你兄弟还欠着二十元呢。拆房。”我说：“那座北房是兄弟的，你们拆去吧。”这个人说：“不，我们就拆这一面大房。”说着就动起手来。我对另一个年纪较大的说：“我去找你们乡长。”我走了，乡干部就跟了出来。到村主任家里，我找到乡长，拿出二十元钱。一脸乌黑的乡长说再缴四十元的滞纳金。我说你们先把票据给我，这四十元我也给。乡长睁大眼睛笑着说：“全乡两万六千人，没有一个要票据的，你要票据，癞蛤蟆打呵欠——你好大的口气！给他，给这位市上领导。”一个姓张的联防队员便动手了。我也动手了。广播没有关掉，我们打架就现场直播了，一村人上来了，我父母亲也来了。我父亲要给这位乡长下跪，被我母亲扯住了。我母亲说：“共产党的天下，新社会，哪有下跪的，就这个娃娃，任凭他们打死算了。”我母亲扯着我父亲走了，乡干部和村干部乱成一团。乡长让手下给区政府分管副区长汇报，说松树乡收缴“三提五统”的工作在崖湾村被一名歧北市经委的干部阻止了，同时向乡派出所报案。不多时间，派出所所长坐着乡政府的破吉普来了，他怒不可遏地冲着我叫：“走！”我被带到派出所后被关了起来，所长命令我写材料。我写好后给他，他看了后说会是这样吗？你这么好乡政府为什么会报案？老实交代！我没有再写，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大概是凌晨四点钟，我们村里的干部集体来到派出所，向所长要人，说乡长已经同意他处理，请求将我放回去。所长说不行，他将依法作出处理。我也不回去，我说我没事，你们回去后不要叫这帮人欺侮我家里人。上午八点钟，所长让我到镇上找饭吃，十点钟回来。我到邮局给单位打了电话，说明了我的遭遇，请他们来人为我鸣不平。我回到派出所后见到的第一个人不是所长，而是我的哥哥，他鬼使神差从城里回到了家里。哥哥泪流满面，哽咽着说：“我妈死了几回了，你就服软吧，给人家下话（道歉，委屈承认错误），争取今天回去。”我问咋回事，我哥说：“昨夜押送你到派出所的乡干部回去后对村干部说，你已经被吊在大梁上打得血淋淋的，声音都没有了。村干部吓坏了，赶紧到家里给爹妈说了，妈立即就昏死过去，叫醒后又昏过去了四次。村里的干部就开始给这个乡长下话，这驴日的东西也害怕把你打得严重了，就派村干部来派出所要人。他们看到你在睡觉，就放心回来了。这馍是邻居家的三婶做的，你吃些吧。”我哪里吃得下去，就叫哥哥带回去了。临走时我对我哥说：“派出所是公安局的派出机构，是讲法律的，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你回去告诉妈，我没有事的。”
我们单位来人到派出所是上午十一点，他们看到我被打得鼻青脸肿，胳膊抬不起来，心里也不是滋味，就质问所长。所长说我打乡干部了，使全乡补收“三提五统”工作无法进行。我的主任问所长：“你亲眼看到的吗？”所长说不是，是乡干部说的。我的主任就发火了，说：“乡干部说于洋杀人了，你就把他枪毙是不是？”主任请所长用我们单位的车立即去我们村上去调查，尽快作出处理。所长不去，他说他的两名同事不在，等他们来了一同去。主任问什么时候能来？回答是说不上。主任要强行将我带走，说：“判刑，或者其他处理，你都来市经委，我们会无条件配合。”走到半路上，我指着迎面而来的一辆车说：“这就是乡政府的吉普。”主任说离开了就回去，安慰了家里人后赶快回市上，在这伙人手里，你有吃不了的亏，走吧。我说不能走，我走了他们会把我的父母亲抓起来的，这类事已经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