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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高，其实最实在的办法就是学香港那样玩平衡术，工作岗位辛苦的有基层补贴，心理不正常的有免费的心理医生，甚至还有互助的工会组织，但我们的领导只认长治久安这个道理，动力来源于压力，人定胜天嘛，他们天真的相信人性这种与生俱来的东西也是可以被行政强权改造好的。我看这不叫改造人性叫扭曲人性。”游克平静的说出这番话，仿佛自己是置身度外的。
我说：“这恐怕是大体制内的小体制，一把手的权利缺乏制约机制的说法已经是陈词滥调了，加请监督机制的改革也不过是老戏新唱，好像没有人能够真正找出解决问题的实际有效的方法。”
党争
游克说：“最原始最自然的方法最有效，人来自于大自然，而自然里蕴涵了很多颠扑不破的真理，只要地球不消失这些自然界的规律就永远是真理。你想想当一个物种异常强大的时候，而它们的天敌又基本消失的时候，它们的数量会因为食物链的断裂而被大自然无情控制住，这个物种会因为饥饿或疾病甚至是自相残杀来加速灭亡，这完全可以影射到人类的社会，在大的方面，人口如果不控制就会造成社会资源的过快消耗，公共卫生体系的崩溃将导致疾病的迅速蔓延，犯罪率上升，整个社会处于恶性循环状态，而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的激化会导致核威慑的平衡状被打破，那么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同样的在国家的管理体制方面也需要有一个互相约束互相监督且相对独立的不同机构来共同管理。按照大自然的方法应该主动培养“天敌”以达到平衡状态，但如果是放任自流让大自然被动的恢复平衡状，这个过程则是艰辛和漫长的。”
我呡了一口龙井茶，果然是齿颊留芳，沁人肺腑。我忽然想起了父亲对我说的那番话，不禁暗自幽叹。
游克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安慰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嘛，改良社会的过程是漫长的。”
我说：“这句中庸的话误导了国人上千年，水至清说明环保做好了，如果还有鱼的话说明国人的素质提高了，再用法律来保障鱼的生存权，那么这个社会就和谐了，对人要求苛刻说明监督机制完善了人民的监督意识提高了，没有人能当他的伙伴，可以有效的抑制结党营私，因为只有用最严格最科学的监督机制确保利益的最平均化才是民主国家的最好状态，为之共产，这也是我个人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原因。”
游克哈哈大笑的说：“还是兄弟你的道行高啊，按照你的观点我今天请你吃饭也有结党营私之嫌啊！”
我说：“理想和现实总是相去甚远的。”
游克说：“理想是埋在心里的，眼前的利益还是不要放弃的好，你要是放弃了，别人就抢去了。今天请兄弟你吃饭坦白的说也确实为了大家的利益。”
游克一边说一边从怀里掏出一张名片给我，名片上面印着：A系统子弟中学校友会B市分会会长游克。
我问道：“咱们的同学在B市的不多吧。”
游克坏笑道：“不光是同学，只要是咱们那个中学毕业的都算，这个校友会真实的叫法是官家子弟会，它的入会标准是必须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干部子弟。”
我说：“咱们这些校友就像一盘散沙，撒得到处都是，聚起来比较困难啊！”
民主的前夜
游克压低了声音小心地对我说道：“放眼本省官场，有三股势力最为主流，其他傍系不是依附强势就是难成气候，再说了，罗党与李党的乡土观念特别强，非本乡本土甚至本族之人不用，他们抱成一团的根本目的就是互相帮扶以达到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不但信息共享还资源共享集体腐败，这样的团队放在企业里可能大有作为，但放在政府机构里却是害群之马。你看看那些不是他们圈子里的人，个个的境遇都比较凄凉，我就是例子之一。那些人只能被这些结党营私的人排挤到政府机构的最底层，个别能力特强有些背景的人能够谋到一官半职，但放眼望去下面都不是你的人，你怎么发号施令？这也是有些空降干部水土不服的原因所在，固然有空降干部用大换血的政策，达到了短期效果，但你又能换什么人？在现行的组织体制下能换的都是他们的人，要不然你再从老家调自己的子弟兵过来做干部，那和这些搞乡党的人有什么区别？你既然是空降干部，中央的意图就是要你把这个地方治理好，派你来掺沙子，遏制地方势力的膨胀和腐败蔓延，但是你不但没达到中央的意图还又另外搞起了自己的小帮派，中央能满意吗？所以很多空降干部或者是外乡干部对本地的这些乡党之争都会保持沉默，你们争你们的，只要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就行了，反正我是下来镀金的，你们的事我还是少理为妙。”
“你这么说倒使我想起了唐代的‘牛李党争’。”
我看着墙上挂着的一幅仿制的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画中对那些在夜宴里纵情声色的宾客们的神情细腻的勾勒让我的思绪又浸淫在那奢华糜丽唐风之中。
游克接过我的话说道：“唐代的牛李党争怎么说还是以两种不同的政见而划分出来的党派之争，利益次之。牛党代表进士出身的官僚，李党代表北朝以来山东士族出身的官僚。李党主张革新，牛党因循守旧，相当于美国的鹰派和鸽派。可我们这里的乡党之争却是以霸山头争位子搞集团利益为主业。”
“那么成立校友会也不过是多了一个利益集团与这些乡党们抗衡吧，我觉得这样做会不会使矛盾越来越激化，使政治环境越来越恶劣？”我质问道。
“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其实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去年局里给我套副主任科员待遇的时候，因名额有限，需要删去一两个人，所以只好由局党委开会讨论。蒋局、何局推荐的都是各自本乡本土的人，而谭局推荐了我，我与谭局并不深交，但因为大家都是干部子弟的出身，所以他推荐了我，于是按照所谓的名主集中制的原则，蒋局推荐的两个人选，何局推荐的一个人选，谭局推荐的一个人选都送上去报批。这就是所谓的党内民主与一团和气，我相信他们在选拔副科实职干部的时候用的也应该是这样的民主原则，我们俗称：“分猪肉”。不过最近你们上级部门好像把提拔领导干部的权利都收了上去，表面上看是杜绝了下面的腐败，其实是变相的腐败集中化，不过这样也好，可以节省纪检监察部门办案的行政成本，要查就查那几个实权的上级领导好了，不过查不查得动就见仁见智了。”
民主的前夜2
我笑着说：“你说的这些现象，我也有些体会，我不反对咱们干部子弟互相帮助，但狼狈为奸就不好了，民主的国家也允许有各自不同的利益群体为自己本群体的利益向政府进行诉求，而利益群体之间最好的平衡状就是彼此势力相当，所以一些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的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民意支持率悬殊很大又或者全民的投票率下降，这就不是什么好现象了，因为人民对某党有偏见或者不太关心政治就意味着互相监督力量的下降，民主开始偏离平衡状态。当然民意支持率低的党派会通过调整施政方针的宣传口号或者攻击对方软肋等等手段来获取民意支持率的上升，这就是一个循环监督、交叉监督、立体监督和自我修复改良的过程，我们不要整天去攻击别人花了多少人力财力来搞竞选，我们应该反省在缺乏有效监督机制下的贪污腐败浪费了多少人民的血汗，从经济学、从社会学、投资学等科学角度来看，我们的行政成本是别人的几十倍。行政成本的最低化和行政效果的最优化才是我们行政机构改革的主要目标，如果只是进行硬件上的精简而不对软件进行优化升级则无异于雪上加霜。你知道中国封建帝国社会从秦王朝到清王朝上千年来都走不上民主道路的原因吗？道理其实很简单，帝王思想下的集权社会难有民主成长的土壤。就拿“民主”风气比较开放的唐朝来说吧，“牛李党争”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好现象，但中国人的本性里有一种很强烈的占有欲望，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皇帝是个榜样，大臣们自然很好学，所以牛党的人当势，李党的很多人就被贬官借此把他们驱逐出权利的核心，而李党的人当权情形则反过来，眼里容不下他人，就这样的一个党争前后搞了几十年，在这几十年里皇帝老儿的素质也不怎么样，谁符合自己的思想迎合自己就用谁，结果前后几任皇帝因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