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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死灰复燃的希望。
于是，他一次次地往严明家里跑，当然，不光是赤手空拳地跑。朱家明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认识的县级干部也有好几个。他自然懂得，赤手空拳找领导办事，只能是越找越让领导讨嫌生烦，越找越办不成事。而朱家明的串门，却串一次门，让严明加深了一次印象，最后串得严明实在觉得有点愧对人家了。因此，事情也就办成了。
这一次，严明说了一句：“你找一下李子文，乡里乡亲的，犯不着公开对着干，大丈夫能屈能伸。”
朱家明自然心领神会，尽管他极不情愿去求李子文，但为了达到目的，他还是忍辱负重上了李子文的门。这次上门倒是赤手空拳的，他知道对李子文这样又硬又臭又清廉的人，只能是赤脚进山，否则就会适得其反，被他抓住辫子。
朱家明痛心疾首地在李子文面前检讨了自己过去的种种不是，要李子文大人不计小人过，放自己一马。
李子文其实也知道，朱家明上演的这一幕，其实是严明精心导演的。加上当初处分朱家明的时候，自己也说了“以观后效”，适当的时候恢复朱家明的书记职务。既然严明要恢复，自己也挨不过了。因此，只是告诫朱家明要引以为戒，好自为之，并没有提出什么异议。这样，朱家明又重新操掌起高岭村的大印。
也许有一种人的劣根性就是这样，落魄的时候装落水狗，可怜巴巴的，一旦上岸，将水抖落干净，恢复元气之后，就立刻原形毕露。
朱家明就属于这种人。重新当上高岭村党支部书记之后，他就忘乎所以，胆大妄为起来，先是把一些在他落魄期间不愿亲近他的村小组长全换下，然后把村干部的分工重新进行了调整，将本该属于村委会主任李维良的权力全部收到自己手上（包括建房批地、民政救助、计生罚款收取乃至树木砍伐审批等）。他要利用这些职权，在审批过程中，雁过拔毛，捞取好处，收回他为了恢复书记时付出的成本并赚取更多利润。当官就是这么一回事，当官不能发财，就是白当了。朱家明当官的理念和动机就是这么赤裸裸的。
朱家明的胆子越来越大，胃口也越来越大，为了快速敛财，当官致富，竟把上级下拨的民政救济款，也就是特大风灾的救助经费侵吞了大半。
调查组进驻东风乡后，一连几天案情都没有取得进展。高岭村的救灾款从领取到发放虽然都是朱家明一人经手的，但受灾农户个个签了名，领到了款。为了确证，由熊茶花领队，走访了十几户灾民，都说按花名册上的金额领取到了户。
难道又是诬告陷害？
调查组组长向严明反馈情况时，严明痛心疾首地说：“现在，我们东风的风气很不好了，无中生有、造谣惑众、诬告陷害的歪风邪气正在逐步上升。上次诬告李子文同志，结果纯属无稽之谈，这次同样也是如此。朱家明同志去年因为作风问题停职反省，前几个月他才刚刚恢复书记职务，怎么敢如此大胆，把民政救助款贪污侵吞呢？我建议你们在高岭村召开一个辟谣会，对这种无中生有匿名举报的坏风气狠狠敲打敲打一下，净一净我们东风的风气！”
调查组还真听了严明的建议，在高岭村召开了朱家明贪污风灾款一案的调查澄清会。在会上，公开为朱家明“平反昭雪”，并严厉批评了这种匿名诬告之风。
这次会议还没有开完，村民们便中途离开了会场。最后，只剩下调查组和乡村两级干部。
调查组人员不解地问朱家明：“你们高岭村的农民怎么这样没有礼貌？还没宣布散会，就这样走了？”说完后，苦笑着摇头。
朱家明马上接上说：“就是，就是，这里的农民素质就是低，真难为了我们这些乡村干部，对付这帮人，可费脑筋哩，弄不好，他就背地里告你黑状。”
调查组长说：“是呀，都说乡村干部难当，果真如此，确实难当啊！”
（三）
联合调查组就这样草草收场，匆匆撤兵，不了了之。
朱家明却坐不住了，他不是为自己侥幸逃过一劫之后赶紧亡羊补牢，而是要对那些他怀疑告状的村民包括村组干部们，进行疯狂的打击和报复。
为了达到泄恨效果，他叫人把已坏了多年的村广播设备修好了，像过去那样利用广播这个宣传阵地进行惩戒、警告、训话。这次，他又用尽了所有的粗话、脏话、下流话，对村民们进行侮辱、训斥、漫骂，还大放厥词，说在高岭村，谁也奈何不了他，想要告倒他，更是痴心妄想。
这样一通咒骂训斥之后，朱家明感到了极度的满足和舒畅。他找回了以前那种在村民们面前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感觉，这种感觉又让他像过去那样的自信起来，自信得专横，专横得疯狂。
不知是哪个哲人说的，“一个人张狂到了极点，他离灭亡就不远了。”
的确，“上帝要他灭亡，必先让其疯狂。”朱家明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次近乎疯狂的广播骂词，激起了全体村民的强烈不满，那些本来想不了了之的受灾农户，在听了广播之后，再也沉默不下去了。他们凑到一起，然后集中到了村主任李维良家里。其实上次的那封匿名举报信就是李维良听了许多受灾户反映后写的。今天，几乎所有的受灾户都聚拢来了，大家再也忍受不了这个村霸如此的嚣张、疯狂，如此歇斯底里的咒骂。
这种形式的咒骂过去经常发生，但现在时代不同了，村民觉悟起来了，他们已经知道了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因此，这种对村民人格尊严的亵渎，村民们再受不了了。
李维良把村里已经报账了的花名册偷偷复印了一份，他把花名册上各家各户领取的救济金额报给大家听，问了问与各家各户领到手的救济款是否一致。
听完李维良报出的数字，全屋的人像炸开锅似的沸腾了。原来，朱家明这家伙耍了点小聪明，他一家一户上门发放救济款时，发给的只是一个尾数，而且是小写数字，受灾户领到之后都按他的要求，签上了名字。谁知他等所有的人签完字之后，在每家农户领取的金额前加上他想加的数字，最后汇总写上大写数字。今天，这样一个天衣无缝的贪敛伎俩终于被村民们识破了。
“这个天收的，我家只领了九百元，他的簿上却写上了一千九百元！”
“我家也是，我签字的时候，明明是八百元，现在怎么成了两千八百元，整整多出两千元啦，这个黑了心的狗官！”
“除了十来家为了应付上面检查与花名册上的金额一致外，其他全都做了手脚。简直是狗胆包天，丧心病狂！”李维良边说边拿起桌上的算盘，将花名册上一百多户实际得到的救助款和花名册上发放的金额认真核算了一下，两个数字之差将近六万元，加上没有到场的二十多家农户目前尚不知情况，这朱家明到底贪了多少？
六万元救灾款，这是个什么概念？李维良既兴奋又害怕，兴奋的是，有了这个证据，扳倒朱家明是顺理成章的小菜一碟；害怕的是这样大的数字，朱家明恐怕不是撤职的问题，而是坐牢判刑的大问题。因此，他有点拿不准了。大家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要是因为自己出面把朱家明搞进了牢房，别人会怎么看自己？自己坐上书记的交椅也不舒服啊。想到这里，李维良这个世代忠良的农家汉子，有点犹豫了，不敢再写下去了。
“怎么不写了？我们签上真名。”
“对，真名实姓地告他！”
“我签，我们签！”
……
望着这些群情激奋的乡亲，李维良受到了鼓舞。他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为受灾群众讨回一个公道。对，不是我对不起他，是他朱家明对不起我们，对不起这些受灾农民。随着一个个农户的真实姓名跃然纸上，李维良最后一个庄重地写上了自己的姓名，他像完成了一项前所未有的重大使命似的，如释重负般的舒畅起来。他既是一个受灾户，更是一名党员，有权利有义务向上级党政组织反映真实情况，维护农民和自己的合法权益。
大家正在数着联名信上的名字时，不知是谁说了句：“子文他家领了多少？”马上有许多人附和着说看看。
李维良一核查，名单上有两笔数字，一个是他父亲，一个是他母亲，各领了两千元，都是子文母亲歪歪扭扭签的字。
难道他领了两笔钱？大家既不相信又有疑虑。不相信的是，李子文的父母过去一直在村里起模范作用，从不多吃多占集体一点便宜，因此他母亲不可能多领一笔救灾款；疑虑的是，也许是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