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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的脚就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要小。我又回到尸体旁。如果我不成熟的想法正确，而且尸体就是穿着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衣服的查普曼夫人的话，那么鞋就会显得太大。我脱了一只下来。可它并不松。穿得很紧。看来这完全就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尸体！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毁容呢？她的身份已经被手提包证实了，本来手提包是很容易处理掉的，但却没有处理掉。
“这很让人费解——非常紊乱，非常复杂。绝望之中，我只好利用了查普曼夫人的地址本——只有牙医才能判明死者是谁——或者不是谁。恰巧，查普曼夫人的牙医也是莫利先生。莫利死了，但鉴别仍然是可能的。您知道那个结果。莫利的后任人在陪审法庭上确认尸体就是阿尔伯特·查普曼夫人。”
布伦特有些焦躁不安，但波洛毫不在意。他继续往下讲。
“这就同时留下了一个心理学的问题。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是个什么类型的女人呢？这个问题有两种答案。第一个是很明显的，有她在印度的全部生活经历和她朋友们的描述为证。在这种答案里，她被描述为一个热情、虔诚、带点傻气的女人。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呢？显然是有的。还有一个曾跟有名的外国间谍共进午餐的女人，她曾在大街上与您搭话，还自称是您妻子的好朋友——这种说法可以肯定是不真实的——这个女人在一起谋杀案发生之前不久刚从一个男人的诊所里出来，很可能就在另一个女人也被谋杀的那天晚上去拜访过她，而且这个女人从此失踪了，虽然她肯定意识到英国的警察机关会到处找她。所有这些行为，难道符合她的朋友所提供的她的性格特征吗？看起来它们并不相符。所以，如果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不是她外表看上去的那么个和蔼可亲的好人，那就是说她很可能是个残忍的杀人犯，至少也一定是参与谋杀的帮凶。
“但我还有另一个可资评判的标准——我自己的亲身印象。我本人曾跟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谈过话。她给我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这，布伦特先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她所说的一切，她说话的方式，她的举止，她的姿态，都跟人们描述的她的性格特征毫无二致。但是，它们也跟一位聪明的演员在演戏的情形毫无二致。而且，不管怎么说，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生活是从当演员开始的。
“我还对同伊陵的巴恩斯先生的一次谈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是那天夏洛蒂皇后街58号的病人。他的观点极具说服力，他认为莫利和安伯里奥兹的死都不过是顺带的，可以说——预期的牺牲者是您。”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说：“噢，又来了——这可有点牵强。”
“是吗，布伦特先生？难道此时不正有好些派别的人都认为把您除掉是极端要紧的吗？我们可以这么说吧？使您不能再发挥影响，不是吗？”
布伦特说：“呃，是的，这倒是真的。但为什么要把莫利之死跟这个联系在一起呢？”
波洛答道：“因为在这个案件里，有点——我该怎么说好呢？——太过于滥杀了——不惜代价——不惜人命。是的，毫不在乎，滥杀无辜——这代表着一桩巨大的罪恶！”
“那么您不认为莫利是因为手术失误而自杀的？”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一分钟都没有。不，莫利是给谋杀的，安伯里奥兹是给谋杀的，一个身份未明的女人也是给谋杀的——为什么？是为了一起巨大的利害关系。巴恩斯的看法是有人想收买莫利或是他的合伙人来干掉您。”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正色道：“荒唐之极！”
“啊，可这真荒唐吗？我们假设有人想要干掉某个人。可是，这人已经预先得到警告，提早作了防备，很难接近。这时要杀死这个人就必须不引起他的怀疑——而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在牙科手术椅上更能让一个人不起疑心呢？”
“喔，这倒是真的。我一直没象这样考虑过。”
“这确实是真的。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就第一次模糊地感到了事情的真相所发出的微弱光芒了。”
“这么说您接受了巴恩斯的理论了？顺便问一句，这位巴恩斯是何许人也？”
“巴恩斯是赖利十二点钟的病人。他是从内政部退休的，住在伊陵。是个没什么特征的小个子。但您说接受了他的理论那就错了。我并没有接受它，我只是吸收了里边的主要精神。”
“您这又是什么意思？”
赫克尔·波洛说：“自始至终，从头到尾，我都被人在往歧途上引——有时候是无意的，有时候是蓄意的、带着某种目的的。一直有人提供给我这样的印象，迫使我认为这桩罪恶属于那种可以称为社会性犯罪的案件。也就是说，您，布伦特先生，是它所针对的焦点，因为您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您这位银行家，您这个财政的操纵者，您这个保守传统的卫道士！
“但是，每个社会角色也都有他的私人生活。我就错在这儿，我忘记了私人生活。存在着杀死莫利的私人原因——譬如说，来自弗兰克·卡特的。
“同样，也存在着谋害您的私人原因——您有一些在您死后将继承钱财的亲戚。有人爱您，也有人恨您——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社会形象。
“于是我研究了我所说的‘逼迫性牌张’的精彩实例。也就是弗兰克·卡特对您的那次所谓的袭击。如果这次袭击名副其实——那么它就的确是一桩政治上的罪恶。不过，是否有别的解释呢？可能是有的。当时灌木丛中还有第二个人，那个冲上来抓住卡特的人。他可能先开了枪，再把它扔到卡特的脚下，这样，后者几乎是必然地会捡起来，这样，他就会被人发现枪还在他手里。
“我接着研究了霍华德·雷克斯的问题。雷克斯在莫利死的那天上午到过夏洛蒂皇后街。雷克斯是您所支持和代表的一切的死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但雷克斯还不止于此。雷克斯可能会跟您的侄外孙女结婚，而您的死会使您的侄外孙女继承到一笔很可观的收入，尽管您深谋远虑，作了安排使她不能动本金。
“难道这整个事情最终是一桩私人性质的罪恶——是为了个人的获取、个人的满足吗？为什么当初我会认为它是一桩社会性的罪孽呢？因为，不止一次，而是有很多次，这样的想法总被暗示给我，就象一张逼迫性牌一样迫使着我——
“就是这时，当我产生这个想法的时候，我才算是清楚地看见了真相的曙光闪过。那时我正在教堂，唱着一首赞美歌。歌里提到带着绳索的陷阱。
“陷阱？为我而设的？是的，这是可能的——但假使那样的话，是谁设下的呢？设下陷阱的只可能是一个人。但这又讲不通——万一讲得通呢？我是不是一直把这案件颠倒着在看？不惜钱财？确实如此！不惜人命？是的，依然没错。因为那个罪人的赌本是极为雄厚的。
“不过，如果我这个奇怪的新想法是正确的话，它必须能解释所有事情。比方说，它必须能解释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二重性的秘密。它必须能揭开那鞋子之谜。而且，它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现在何处？
“Eh bien（法语：嘿）——它完成了这一切要求，还带来了更多的东西。它告诉我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是本案的开端、过程和结尾。难怪我当初会觉得似乎有两个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因为确实有两个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有一个被朋友们极有信心地担保的傻气的、和蔼的好女人，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她跟两次凶杀有关，说谎骗人，而且神秘地消失了。
“记住，利奥波德国王公寓的看门人说过，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以前到那里去过一次。
“在我对这个案子的新构想中，这第一次就是唯一的一次。她再也没有离开过利奥波德国王公寓。另一个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取代了她。那另外的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穿着同样的衣服和一双带扣的新鞋（因为另外的那双鞋对她来说太大了），在白天繁忙的时间来到拉塞尔广场旅馆，收拾好死去的那位女人的衣物，付了房钱，离开了。她去了格伦戈威尔宫廷旅馆。请记住，打那以后，真正的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朋友们谁都没有再见到过她。她在那儿扮演了一个多星期的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她穿着梅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