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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吵吵嚷嚷间，庚子年的春节就要到了，据说大年初一便是旧皇帝退位，新皇帝登基的日子。年前，新皇的潜邸——端郡王府已是装扮一新，登门道喜的高官巨贾络绎不绝。其中，官员又占据了绝大多数。因为在帝国，官员是这个世界上生活最不稳定的一群人，他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好恶。长期的专制统治，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养成了双面性格：在百姓面前的极端傲慢和在上司面前的卑躬屈膝。他们是一个最害怕皇帝同时是最依附皇帝的阶层，别说是皇位更迭了，就是皇帝的一声咳嗽，也会给他们带来人生祸福的瞬间巨变。
他们没有理由不去端郡王府。
端郡王载漪是道光皇帝第五子奕宗（加言字旁）的次子。是咸丰的堂弟，于慈禧为侄，是现任皇帝光绪帝的堂兄弟。咸丰二十年被封为端郡王。在1898年前，这位郡王几乎没有任何留给历史书写的东西，突然之间，其子溥儁便成为了嗣君，这使得端郡王立即成为官场漩涡的中心。
来祝贺的人很多，每个人都带着重礼，都力图在未来的“太上皇”心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溥儁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人们更在意巴结端郡王本人。
很快，被重礼源源不绝地收入礼房而心花怒放的端王开始忧郁起来，竟然没有一个外国公使前来道贺？这说明了说明？就算是平素只留意声色犬马的端王，也意识到事态麻烦了。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始，洋人，这个曾被称为夷人的来自海外或极北苦寒之地的操着各种奇里古怪语言，穿着奇里古怪服侍，长着奇里古怪模样的人们便越来越深入到帝国权力的最高层，参与到帝国的政治决策中，把持着帝国越来越重要的部门，比如海关，现在还被一个叫赫德的英国人把持着。
如果，洋人不同意废除光绪改立新君，事情就会很麻烦。在帝国一言九鼎的老太后可做不了洋人的主。
消息当然以最快的速度传入慈禧耳中，端郡王的嫡妃，满人叫做福晋的，就是慈禧的侄女。这个消息令慈禧心中燃起对洋人痛恨的怒火。在这之前，洋人的一些举动已经让慈禧从不安升格到仇恨：洋人们迫使慈禧答应让他们选定的洋大夫为光绪诊断病情，而那个叫多德福的法国医生竟然宣布光绪根本就没病！李鸿章在接受两广总督的任命离京前，英国公使窦纳乐又威胁性地指出，他们只承认光绪皇帝的政权！在这之后不久，总理衙门（相当于后世的外交部）呈来了各国公使的联名照会：假如光绪皇帝在基本没病的情况下不幸去世，将在西方各国之间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
照会是非常正式、严肃的外交文件，不是市井传闻。这表明西方各国已经插手中国的帝位传承了！
如果时间往前推一百年，大清帝国一定会怒不可遏。接下来，如果洋人不作出正式的道歉，战争将无可避免。一百年前，大清帝国的皇帝和大臣们还坚信中华是世界的中心，除却中华文明照耀的土地，生活的都是蛮夷们。当英国使臣第一次谒见乾隆皇帝时，大清朝就礼仪问题拒不让步。但现在不行了，一百年来的数次对外战争，彻底打掉了天朝上国的骄傲。圆明园被焚毁了，香港九龙以及后来的台湾琉球都被割让走了，臣服了中华数百年的朝鲜都脱离了大清朝的控制，成为了日本实际控制下的领土……大清帝国的皇帝与大臣们痛苦地发现，但凡敢上门挑衅的国家，大清朝一个也惹不起了！
这份外交照会，给了慈禧迎头一棒！
这还不够！慈禧已经接到情报，说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已经向全世界发出急电，号召各地的华侨起来反对慈禧，如果不将权力归还皇帝，国内将会产生民变！
这个消息对慈禧的打击超过了列强的干预。从慈禧的内心讲，她对于内部稳定的关注超过了外来的干涉。
祸患就起于本日，慈禧决定利用内部的力量对抗危局了。
正文 第四节 起因
庚子年前后朝廷发生的变故，注定为这个腐朽的帝国乃至后世带来深刻的影响。但这一切都起因于两年前的戊戌事变，事变的主人公之一是广东人康有为。在盛唐时期曾是被贬官员流放地的岭南，在千年后却成为开风气之先的地方，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人总会格外注意到，自同光至清亡，载于史籍的广东人极多。
康有为生于咸丰五年（1855年），康家自他往上，好几代都是读书人。康有为的家教和他的授业老师朱九江传授给他的知识，不仅预备他能应考求取功名外，特别注重中国政治制度的沿革和所谓经世致用之学。康有为不懂任何的外国文字，在他被朝廷通缉前也没有出过国。但他去过上海、香港，看到洋人行政的整齐规范有秩序，受到很大刺激。他觉得这种优美的行政制度必有思想和文化的背景的源泉。可惜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系统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书籍，他所看到的不过是江南制造局和教会所翻译的初级程度的天文、地理、格致、医药、兵法一类的书籍，但康有为极聪明，善于举一反三，因小而知大，在他的学术中别开一境界。
李鸿章苦心经营的洋务运动经甲午一战，彻底宣告失败。梁启超批评李鸿章说，“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正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唯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梁启超的批评可谓中肯之极，直至今日，读起来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已经宣告失败，再提出做政治上的革新一定会遭到反对。甲午之后，康有为觉得时机到了，李鸿章不敢提出的政治革新主张，康有为要提倡，这就是所谓的变法运动。
变法是在不改变执政者的前提下改变其政治制度。中国自秦汉以来，搞变法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王莽，另一个是王安石。王莽尤其成为千古罪人，政治小丑。就算是人品高洁的王安石，在其后世的主流评价也不高。所以，没有人敢谈变法，更没有人敢变法。康有为深知，不从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实施变法。所以他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鼓吹中国士大夫的精神支柱孔夫子是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改革法制，《春秋》的真义在《公羊传》里可以看出来，《公羊传》里讲“通三统”那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延袭，各代都是因时制宜。《公羊传》里又讲“张三世”，那就是说，以专制政体对乱世，以立宪政体对升平之世，以共和政体对太平之世。
康有为确实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孔子是中国人的思想中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战就成功了。皇帝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说服皇帝，才能实施政治上的变革。所以康有为一再上书光绪皇帝，大讲救国之道。而光绪因战败深受刺激，很想努力救国。所以他信任了康有为，并且在他可怜的权力范围内任用康有为及其同党林旭、谭嗣同等人，从当年的四月起搞了个百日维新。
康有为没有意识到，他所依赖的皇帝其实是个傀儡。他也没有意识到，任何一项改革都需要深厚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自己依赖的力量，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更重要的是军事上的。
力量必须用利益得到保证。这是很残酷的现实，愿意用热血去寻求理想的毕竟是极少数人。
政权以各种形式展现着它的存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军权。因为国家是一部最高形式的暴力机器，体现国家意志和维持国家形式的终极力量是军队而不是文人，再好的思想也必须用武力来保证实现。大清遭遇的失败起因当然是军队的无能，倘若甲午之战打胜了，康有为变法的主张甚至自己也不会提出来。
但是他竟然意识不到这点。等到事情危急，可怜的光绪皇帝让他的同党携密诏求援，这帮人方想起向手握军权的袁世凯求救，太晚了！
戊戌变法已成为了历史，康有为与他的追随者梁启超躲到了日本，不时会传出一些声音，这些声音已无多少新意，不外是还权于皇上，或者搞搞宪政改革。
但康粱毕竟是撼动历史的人物。百日维新即使是失败了，已经在平静的一滩死水里投入了一块巨石。即使康粱已经逃出了国，仍然让慈禧感到惧怕。能让最高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