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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找几个“爱心绿地”里的成员问问他们的想法，可是他们的回答是，不接受媒体的采访。原来，在“爱心绿地”的成立之初，就有了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或许是他们不想太过引人注意吧，又或许他们是怕别人觉得他们是为出名而做这些好事，又或者他们真是觉得这点事情是微不足道的，没有报道的必要。那么我们只有到“爱心绿地”的论坛上去看看这些年轻人都在聊些什么，或许能从中体会出他们的想法。
在论坛上，大家都聊得很起劲，很多人都说在“爱心绿地”里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每次活动都很开心，看着那些被帮助的孩子露出灿烂的笑容，让他们觉得是释放压力最好的方法。其实，这些年轻白领平时都要面对紧张的工作，没有很广的社交圈，没有朋友可以聊天，“爱心绿地”的出现，一方面可以让他们为社会做点事，另一方面也是让他们有了认识更多朋友的机会。不同地方、不同行业，原本可能永远也聚不到一块的人因为“爱心绿地”走到了一起，生活多了更多的乐趣，也出现了更多的可能。比如，某某推荐了一个很好的英文课程；某某向自己提供了一个很不错的招聘信息；某某帮自己解决了一个工作上的难题。他们因为帮助别人而相聚到一起，所以他们每个人都能敞开心扉、坦诚地面对其他人，没有任何的功利，也因此他们能走得更近。更令人开心的是，“爱心绿地”里常常传出佳话，很多良缘在这里结下。
28岁的小张在“爱心绿地”已经有两年了，每个周末他都会去福利院看望他的“干儿子”聪聪。聪聪是个孤儿，小张觉得他很可怜，所以经常带礼物给他，还带他出去玩。没想到半年前，聪聪又多了个干妈。干妈是新加入“爱心绿地”的成员，姓王，比小张小两岁。小王也跟聪聪很投缘，所以她和小张这个干爸就常常带着他们的“儿子”去公园、去游乐场。起初，他们两个被聪聪“爸爸、妈妈”地叫着，还有些害羞，谁知到后来弄假成真，如今他们真成了一对。这样的佳话在“爱心绿地里”经常传出，让人羡慕不已。
在得到情感的寄托之余，参加慈善活动，也在无形中锻炼了自己的能力。因为“爱心绿地”的每次活动都是由大家亲自策划、组织、筹备的，烦琐的事情有一大堆，如何多方协调，搞好这些活动，对年轻人而言，也算是一种锻炼。
这些年轻白领在付出的同时，得到了历练、朋友、甚至是姻缘，那么像王仁华、胡惠君她们图的又是什么呢？胡阿姨的一句话，或许能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答案。当她收到她资助了3年的学生寄给她的上海交通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她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这是给她的最好的回报。说这话时，胡阿姨的眼眶显然有些泛红，她一定又回忆起了那一个让她激动不已的时刻，就好像是自己的亲生子女考进大学一样，而那种满足和欣慰恐怕比做父母的还要包含得更多。对子女的付出，有时还包含了一种义务，是不得不做的。而对于资助的学生，她寄予了更多的希望，她希望她的付出没有白费，她希望她的付出得到回报，这份回报就是看到资助的学生能有出息。
如此看来，是不是会让人觉得做好事其实也是有价的呢？难道读书不好的学生就不值得捐助了吗？可是胡阿姨很坦然，也并不觉得这其中有什么功利色彩，因为她也从来没声称自己有多无私。她知道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她能帮一个、两个、三个，但是帮不了几百、几千个。所以，她必须有所选择地帮助，所以她只能挑那些品学兼优却家境贫困的孩子，才能让她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成效。她不图她资助的孩子将来对她有什么物质上的回报，她只希望因为她的付出，能让这个社会减少一两个因为生活所迫而被埋没的人才。
现在，每当到了中秋节、新年这样的节日，胡阿姨家就会特别热闹。她资助的那些孩子或者是受过她帮助的人都会来看望她。哪怕有些孩子因为工作关系，没时间赶来，但只要一个电话，胡阿姨也会心满意足，因为她知道这些孩子心里有她，而这些孩子今天获得的成就越大，她的满足和骄傲感就越足。你能说像胡阿姨这样帮助别人，图什么吗？她真的不图什么，但真是什么也不图吗？其实也不是。她图的是心里的安乐，是需要用心去体会的内心的满足。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30
10斤高粱米
姜孟之
1961年是我国3年自然灾害中最困难的一年。城镇居民人月口粮27斤半，全国都在饥饿中。当时我在大连读高三，在学校的一次义务劳动中伤了腰，卧床不起，母亲陪我在金家街养伤。母亲当时没有经济收入，姐姐在黑大哲学系读书，靠每月18元的助学金生活。放寒假了，因为没钱买火车票，她不能回大连过年，辅导员朱老师知道了，学校发给她从哈尔滨至大连的往返火车票钱，姐姐才得以回家过春节。
姐姐到家后，去粮店把粮本上仅有的我和母亲两个人下半月的27斤半口粮领回来了。妈妈掂掂粮袋子说，不止27斤半。说完，去邻居家借来秤，一称37斤半，多给了10斤高粱米。妈妈欢喜地说，老天听说我闺女回家过年，特批给10斤粮食。姐姐是党员，说，送回去吧。妈妈说，这年头，抢粮还抢不到手呢，到手的东西哪能送回去。姐姐说，粮店月末点库，少了10斤粮食售粮员要受处罚的。妈妈说，有这10斤粮补贴，咱娘仨能过个饱年，送回去可惜了。姐姐说，咱们不能占国家的便宜。妈妈被说服了，姐姐背起粮食去粮店退粮。
几个售粮员见我姐姐背着粮食袋子回来了，谁都不理她。姐姐来到给她秤粮的售粮员跟前说，同志，您称错秤了。那个售粮员警惕地说，谁称错了？你怎么随便诬陷人！姐姐说，我回家称了，确实错了。售粮员鄙视地说，粮店有规定，出了粮店门，一律不负责。粮店订出这样的制度也是出于无奈。有的居民把粮领到家，倒出一两斤的，再背回粮店，硬说给的不够秤的事儿时有发生，因此，粮店规定：售出的粮食，出了粮店门，短斤少两的粮店一律不负责。她哪知道这次不是短斤少两，而是多给了10斤粮食。姐姐说，咱们把丑话说前头，等月底你们点库少了10斤粮食，找我我可不认账。说完背着粮食就往外走。粮店负责人追上去问怎么回事？我姐姐回过身来说，刚才我领的27斤半粮，回家一称是37斤半，多了10斤，想背回来退给你们，可你们说有规定，出了粮店门，就不负责任了，那我只好背回去。负责人笑着说，请把粮本给我看看。他看过粮本，接过粮袋子，放到磅秤上一称，果然多10斤。他验完面袋里的粮食，对我姐姐说，谢谢您！刚才店员的不礼貌请原谅！说话间，便把多给的10斤高粱米倒回去了。但是后来听说，那位售粮员还是被开除了。
1963年我康复了，到黑龙江省的伊春林区工作，姐姐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工作，我们再没去过大连。
2000年我有个去大连的采访任务。姐姐打电话嘱我，到大连，替我找找那位被开除的售粮员，当时我若不去退粮，她也许不会被开除公职，40年来，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觉得对不起她，你找到她，替我说声对不起，如果她生活上有困难，我可以接济她。
采访完了，我预定了返程火车票，利用等车的时间去金家街寻访那位40年前被开除公职的售粮员。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一位粮店退休职工，在他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那个当年的售粮员，她现在是一家建材公司的老板了。
她叫崔文娟，看上去一副40多岁、白领阶层、中年妇女的模样；其实她应该60多岁了。她见到我们便问有什么事？我就开门见山地问，40年前，您因为多称10斤高粱米被开除了公职，是吧？她吃惊地说，这事你咋知道？
我告诉她，当年给您退粮的是我的姐姐，我这次来大连办事，走前受我姐姐的委托，一定要我找到您，替她向您道歉，您是因为她去退粮而被开除公职的，这40多年来，她一直很内疚。她想在生活上给您一些资助。
没想到这位崔文娟大姐激动地说，该感谢的是她！说心里话，若不是我当初丢了那份工作，就不会有今天这个大公司。我常想，是什么力量让你姐姐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要把那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