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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民国二年以后，便天天到他家去，然不过谈谈旧戏的规矩情形，没有给他编过戏，意思就是我要看一看他，是怎样一个人。他演戏的天才，自是很高，然倘人格不够高尚，也值不的帮忙。因有两三年以上的工夫，所以察看的很清楚，不但他本人，连他的家庭也都很好。从前社会中的议论，大多数的人，都疑惑戏界家庭，不够高尚，其实我同戏界家庭有来往的很多，看他们都很安闲清洁，绝对不是大家想像的那种情形，不止梅兰芳一家。若说戏界有不够高尚的人，自然也难免，但哪一界没有呢？在那个时期，恐怕政界的人，不高尚的，比戏界人，还多的多。自此之后，我才决定帮他的忙。最初替他编了一出《牢狱鸳鸯》，一演而红。又编了出《嫦娥奔月》，不但替他设法创制古装，且为他安了舞的身段。因为既创出古装，就一定要编几出《红楼梦》的戏，第一出即《黛玉葬花》。这两出戏，一因是古装，二因有舞，于是大红而特红，每次演唱，必卖满座。其实叫座能力，所以那样大者，固然因为是新戏，也确是他本人叫座能力特别大，只这两出戏，到上海每次，就赚了三万多元钱。一次我二人闲谈，他颇有想送我一笔款，报答我之意。我说您不必动这种脑思，向来外界人对于戏界人，约分两种，一是在戏界人身上花钱的，一是花戏界人钱的，我们二人，是道义交，我不给您钱，也不要您的钱，只是凭精神力气帮您点忙而已。后来又有一次，他同我说，我的声名，可以说是您一个人，给捧起来的。我说，话不是这样说法，编几出新戏，固然于您很有益处，但仍是靠您自己的艺术能力，比方一样的一出戏，您演出去，就可以卖一块钱一张票，倘是我自己扮上，上台一演，恐怕两个铜板，也没有人来看。再说，您出名，我固然有点力量，可是我的声名，也蒙您给带起来，所以现在知道您的人，大多数都知道我，如此说来，我也应谢谢您。他说，那也不然，您出名是有您的著作，对于社会的贡献，于我没什么相干。以上乃我们平常谈话的一些情形，我为什么写这个呢？大家由此可以知道，他为人是谦虚而恭谨。
他讲信用的地方很多，最浅显最常见的，是演义务戏。北平的风气，为办慈善事业或学校等等，常常找戏界人演义务戏，演员无报酬，又可以卖大价，倘办的好，颇能剩钱。不过戏界人，虽明处是不要钱，但他开帐时，场面、跟包、配脚等等，所开之价，总此平常加倍还多，暗中自然就把主脚应得之数，开在里头了。就是主脚不是自动如此，他的办事人，也要这样做。因此闹的开支很多，剩钱有限，且有赔钱而很狼狈的。这种情形，戏界人人知之，常当戏提调之人也都知道，此外知道的人，就很少了。梅则不如此，规模太小之义务戏，他不演，他既答应演义务戏，我则一文不要，自己跟包人，自己给钱，其余配脚，由义务办事人，自己接洽，以昭信用。以上这段话，并非讥讽他人，其实我就不赞成白找人家演义务戏，我的思想，是戏界人之艺术，也是花钱学来的，如同店铺的货物一样，白找人家演戏，就与白搬人家的货物一样；自然倘遇重要事情，则另当别论，所以几十年中，没有找兰芳白演过戏，只有一次，是蔡孑民、李石曾两先生，创办中法大学，曾由我约梅，演过一次义务戏，就是未受分文的报酬。前边所说规模太小之义务戏者，系指办一小学等等，他如果答应这种，则他一年之中，只能专演义务，无法再演买卖戏，因为求他之人太多，且有许多借端图利之人，所以无法答应也。至于大规模或本戏界之义务戏，则他永远站在前边，盖民国六七年后，老辈如谭鑫培等去世之后，叫座能力，以梅居首。所以他永远倡头举办，他到上海之后，也要赶回北平出演。后几年不能回平，他便在上海约各脚合演，所得之款，一半给上海本界贫人，一半汇寄北平。
次谈他的自爱，民国以前不必谈，民国以后，北方有些军阀，固然也是捧唱戏的，可是给有名之脚为难的地方很多。闹的丑声也很多，彼时的名脚，也确有一二不自爱之人，我知道的相当详细，但此不应该随便说，以免自己的口过。所以有如此情形者，所不规则的军阀，大概大家还都知道，而这些军阀的部下，倚势凌人者更多，狐假虎威的气势，尤难对付。梅则对付的不错，他常说，命我唱戏，因为我是这行，当然非唱不可，且永是规规矩矩的唱，至于给钱与否，既然不能抵抗，也就满不介意。惟独他们要找我去，同他们吃吃喝喝，打麻将，叫女等等的事情去鬼混，就是杀了我，我也不干。因此所有的军阀，也没肯逼迫他，大概也是因为他名气太大，倘闹的天下皆知，于他们军阀，也不很利，所以他们有所顾忌，然梅之摒挡，也真不容易，此足见他自爱。
再谈他的气节。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以溥仪为傀儡，在东三省成立满洲国。在未成立之前，日本人即使中国人来找他，请他于满洲国成立之日，去演几天戏，以志庆祝，戏价定可极力从优，安全绝对保险。他当然不去，如此交涉了几次，这个中国人说，你们梅府上，三辈都受过清朝的恩典，是人人知道，如今又成立新政府，你们自然应该前去庆祝，且此与演一次堂会戏，也没什么分别，有何不可去呢？梅回答的很好，他说：这话不应该这样说法，清朝已经让位，溥仪先生，不过一个中国国民，倘他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庆寿演戏，我当然可以参加；如今他在敌人手下，另成立一国，是与我们的国家，立于敌对的地位，乃我国之仇，我怎么能够给仇人去演戏呢？该人又说，那么从前的恩惠，就不算了？梅说：这话更不能说，若严格的说，清宫找戏界唱戏，一次给一次钱，也就是买卖性质，就说当差，像中堂尚书等，或可说受过恩，当小差使的人多了，都算受恩吗？我们还不及当小差使的人，何所谓恩惠呢？该人无言，事遂作罢。过几个月，有苏俄“教育部”，约梅兰芳前去演戏，所有条件都谈妥，预定前往苏俄之期，即满洲国成立之时。梅对我说，由北平往苏俄，势必经过满洲国，倘被他们强留住，演几天戏，是无法抵抗的；其实平平常常，演几天戏，也算不了什么，他们的名义，一定是庆贺满洲国，日本人必借此，大事宣传，于我实在合不来，苏俄此行，只好作罢。后又经几次接洽，结果规定了所有配脚等等二十余人，由北平乘火车，经东三省赴苏俄，兰芳则一人由上海乘苏俄轮船，直赴海参威前往。这些情形，日本人当然尽知，然苏俄船在日本靠岸时，日本人对梅，还开了一次欢迎会，这当然是日本人的手段，故意表示友好，然此却可见梅之气节。
还有一件，就是日寇时代，梅留须躲于香港。此事几乎人人知道，但其中较详细的经过，则知者甚少，亦可略谈几句。当日本未占北平之前，梅曾与我写信，请我到上海去住，他说北平怕不保险，我给他回信，说上海也不会安定。但他却认为上海是各国租界，在南京政府未迁移之前，他总认为上海是可靠的，所以毫无搬移的心思，迨政府往西一移，他才有移动之心。想追随政府，然政府尚无确定地点，未便移动，后政府决定设在重庆之后，他想去可就不容易了，一则交通已不方便，二则日本对他早已注意，想往重庆，恐怕是万不可能的事情了。日军初到上海，他尚可安居，后来日本势力伸展到租界之中，他看情形不好，才想迁往香港。未迁之前，有人同他说，日本对你向来非常友好，何必迁居呢？日本人说过，所有中国人到日本去的，日本社会呼他们的姓名，永远用和音（即日本音），从前只有李鸿章，则有一部分人呼为中国音；此次梅兰芳到日本，则全国日本人，都呼为中国音，——所以梅到美国去的时候，美国报纸中说梅兰芳是六万万人欢迎的名脚，意思就是除中国人外，还有日本人一万万以上（两件事情，倒确是有的）。有这种情形，你可以不走。梅说：日本人对我自是很好，但对于我们的国，则太可恨了，有什么理由，不管国家，只管自己呢？所以他决定躲到了香港。自日本人占了北平，到日本投降，八年之中，我没有和他通过信，但因为小儿也逃到香港，就住在他家，约二三年之久，他们二人，常常商量，同往重庆，但彼时虽然能去，而已不能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