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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被人接受。在普通人的眼里，象形文字不过是无数的图形，而荷拉被隆正是这样说的。
然而商博良却发现象形文字是“字母”，或者更准确一些，照他自己一开始的说法：“不是完整的一套按顺序排列的字母，然而是注音字母。”商博良发现这一事实的确切日期已不可考，但应该说，从发现这一点后，他就明确地舍弃荷拉波隆的学说。并且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正确途径。但这种经过多年辛勤劳动的收获能说是灵感的启发吗？能说这是瞬间的偶然现象带来的幸运吗？实际上，商博良一开始想到把象形文字当成拼音字母的时候，他自己都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当时他还把带角毒蛇的图形当成f字母，并且错误地认为象形文字中不可能存在一整套拼音结构。其它研究象形文字的人还有斯堪的纳维亚人佐伊加和阿克布拉德、法国人德萨西以及著名的英国学者托马斯·；扬。他们都看出罗赛塔碑上的这些古埃及世俗体的铭文是一种“宇母拼成的文字”，这样就解决了问题的一部分，然而至此他们就一步也不能向前迈进了，有的就此罢休，有的向后倒退了，德萨西公开承认自己已经完全失败，他说这些象形文字“像诺亚的方舟一样，仍然是不可捉摸的东西。”
托马斯·；扬由于采用了拼音的方法，因而在破译罗赛塔碑上的古埃及世俗文体的铭文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绩，但他也在1818年更改了自己的主张；他译“托勒密”这个词的象形文字时，竟把这些宇随意地分为字母、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三类。
至此就看得很清楚：两种不同的方法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种方法以自然主义者托马斯·；杨为代表。他有才华，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语言学却不甚了了。他采用了按图求解的方法，把文字进行比较研究，并且巧妙地增补了一些东西。尽管他具体译出的象形文字寥寥无几，而且完全不懂它们在拼音方面的意义，但是商博良后来证实，在扬译出的221组文字中，有76个是正确的，这就表明扬具有非凡的直觉的理解力。商博良精通十几种古语，由于他懂得科普特语，所以在探索古埃及语的实质方面远较托马斯·；杨高出一筹。杨不过猜中了少数单宇或字母的含义，而商博良看出了语言本身的内在体系。他不是零碎地译出几个字，而是把古埃及的语言变得读得出、学得会了，在找到基本原则以后，他立刻看出，破译工作一定要从若干国王的名字人手；但这已经是他酝酿已久的想法。
何以必须从国王的名字人手呢？上面讲过，罗赛塔碑上的铭文是三种文字表达的一篇通告，内容讲的是教会授给托勒密·；埃群法尼斯王以神圣的荣誉。其中的希腊文是可以直接阅读的，它把这个意思讲得很清楚；部分象形文字当中有一个椭圆圈：里面刻着几个符号，后来人们认为这是一种装饰。
可以看出，在通篇铭文里只有这种装饰是用来表示加重语气的，可以有理由认为里面的符号是用埃及文写出的国王的名字，因为只有国王的名字应该是大书特书的。也可以设想，任何具有一般学识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几个组成“托勒密”这个宇的字母（古体字母），从而辨认出哪些是代表这八个字母的象形符号。
打开埃及古文化的门锁
任何伟大的发现事后看来都似乎是简单的。1400年来，埃及文字的研究工作被荷拉波隆的传统观念搞得烟雾弥漫；因之商博良的另辟溪径就是一件非凡的成就，事有凑巧：商博良的这个理论在排力方尖碑上的铭文中得到了证实。这块碑由考古学家班克斯于1821年运到英国，碑上同样刻有象形文字和希腊文，等于第二块罗赛塔碑。同样地，文中也有刻着托勒密这个名字的装饰纹样；另外还有一组象形符号，经过同希腊铭文对照，确定为埃及文的“克娄巴特拉”。商博良把这几组符号上下排列写下来，如下图所示。
可以明显看出，代表“克娄巴特拉”一词的第二、第四和第五个符号，各同“托勒密”的象形文字的第四、第三和第一个符号相符，这样就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钥匙，而这也就是打开埃及古文化的一切门锁的钥匙。
现代人懂得，象形文字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变化无穷的文字体系。现代的学生学习象形文字，感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这却是当年商博良在独具创见的基础上付出巨大努力的研究成果。尽管商博良在理解象形文字方面成绩卓著，但在当时，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困难重重的，这是因为3000年来，象形文字出现了许多变体。现代的人们已经十分了解这些变体，懂得“古体”埃及文有别于“新体”，而“新体”又不同于“现代体”，但在商博良之前谁也不知道这些变化；即便有的学者有所发见，从而译出了一个字，下一个宇却又束手无策了。今天没有专门学识的人都懂得，中世纪的文字第一个装饰性的字母只不过是个字母，决没有更多的含义，但中世纪的文字是同现代文化属于同一范畴的，在时间上的差距不足1000年，而最初的象形文字，却是一套不断发展的文字，它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的3000年前的产物。
今天已经不难区分哪些是形声词，哪些是示意词和限定词，而这是理解象形文字的第一步。今天我们看到有的词从右向左读，有的从左向右读，有的又从上向下读时，已经不以为怪了。意大利的罗塞里尼、荷兰的利曼斯、法国的德·；路捷、德国的莱普西亚斯和布鲁格施等学者都陆续有所发现。运到欧洲的古纸草文献数以万计，后来的专家们已经能够顺利地阅读那些来自陵墓、碑石和寺庙的长篇累牍的铭文了。商博良死后（1836—1841年），他的《埃及语法》在巴黎出版，接着先后出版了后人编纂的第一部埃文词典和《注释》、《碑文》等书。这些加上继续研究的成果，使得后来的埃及学家们不仅能读，而且能写埃及古文了。希德纳姆的水晶宫有一座埃及厅，里面就用象形文字镌刻着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丈夫阿尔弗莱德亲王的名字。柏林埃及博物馆的庭院的献词也是用埃及古文写的。莱普西亚斯在埃及吉萨的一座金字塔上竖了一块碑，用古文在上面写了他的那次远征的赞助者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名字。
埋头书斋的学者往往弄不到第一手资料来证实自己的理论。有的地方神游数十年之久，却没有机会亲自去看一看。
商博良在理论上成就非凡，却没有实地发掘过古文物。然而他到底还亲自到了埃及，使自己的书斋理论得到了现实的验证。商博良从青年时代就研究古埃及的历史和地形，多年来，尽管资料缺乏，他仍考证了许多古雕像和铭文的制作时间和地点，每当这时他的脑中就出现一串串的逼想。商博良来到埃及，就像一位动物学家用骨路和化石复原了恐龙的身躯以后，又突然回到自理纪站在活恐龙的面前。
■胜利的进军
商博良率领远征队从1828年7月到1829年12月游历埃及，这是一次胜利的进军。这时除法国官方以外，埃及的人们都早巳忘记商博良还有过“叛国”的罪名。当地居民成群地跑来看望这位“看得懂古代石碑的人”。商博良受到埃及人的热情欢迎，使远征队大受感动，他们为格里戈省省长穆罕默德·；贝依唱起马赛曲和《彼第奇的猎舍》中的自由之歌。但这些法国人在兴高采烈之余也做了一些实际工作：商博良接二连三地有所发现，他的许多想法到处得到证实。对于曼菲斯的古建筑遗迹，他一看就能识别它们的建造时代。他在里特·；拉伊纳发现两座寺庙和一处古墓，在萨卡拉发现古代王族的姓氏昂诺斯时，他立即断定这是最早期的埃及王族。几年以后马利耶特（法国埃及学家，1821年—1881年）在萨卡拉考古得到重大的收获。
在这6年以前，商博良提出一种设想，为此遭到整个埃及委员会的嘲笑，这种设想现在证明是对的，这使商搏良非常高兴：在远征队的船只停泊的丹德拉口岸上，有一座经过历代帝王修建的庙宇。中古王国的第十二王朝修过丹德拉寺，托特米斯三世、新王国的雄主拉美西斯和他的继承者也派人修过，另外还有托勒密王朝和后来的罗马征服者奥古斯都和内耳瓦，最后是多米蒂安和图拉扬修建了寺门和围墙。
l799年5月25日，拿破仑的军队经过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