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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书中有许多动人的故事，这里选了三个，以见一斑。
“其它故事”选自报章杂志或网上文章，比起书本上的故事来，更有贴切的感觉。
小贩马车 （美国）
当史蒂夫1955年出生时，他不能消化任何食物，并在医院里度过了他生命的第一年。他被正式宣布为“对任何东西都过敏”。童年时期他经常做的恶梦就是试图爬越他卧室的墙壁。在这些梦中他总是一个女人。当醒来时，他发现自己总是在重复一个似乎没有意思的名词，听起来好像是“小贩马车”。在学校里，他描写的有关逃离集中营和被错判的故事曾经使他的老师们很担心。
十六岁的时候，他的消化问题开始好转；与此同时，他未经训练便奇迹般地开始弹得一手好钢琴。但这位音乐天才却带有伤感的阴暗面。每当史蒂夫在钢琴旁坐下，他就象做恶梦般地看见自己在为很多骨瘦如柴的饥饿小孩演奏。他想使孩子们笑起来，而他只能在心里哭泣，因为他知道这些孩子们快要死了。这种过度强烈的感受使他有时候不能继续演奏下去。
不过，最终驱使史蒂夫向催眠医生咨询的，却是一种神秘的恐惧症。不知何故，他的脖颈总是特别容易受伤害，并且他不能容忍别人触摸他的脖子，甚至这种想法都会使他感到恐惧。他知道这种恐惧不合逻辑，但却无法摆脱。最后，在催眠医生的帮助下，下面的故事展现出来了。
在另一生中，史蒂夫是一个比利时女人，名叫埃莱茵·；阿德，出身于一个旅游卖艺之家。她幼年丧父，十四岁时，母亲又去了疗养院。孤独地面对这个世界，埃莱茵去了巴黎。她隐瞒了自己的年龄，去一个夜总会当了舞女。
夜总会的老板是个波兰犹太人，名叫巴林琴斯基。虽然他比埃莱茵年长得多，他们却双双堕入情网，并且在两年后结了婚。直到巴林琴斯基去世之前，埃莱茵一直是他的妻子。她继承了他的夜总会，但却无法维持下去。于是她又以天才的演技到处流浪卖艺。
最后埃莱茵又结婚了，这回是和一个普鲁士人。1943年，她的第二个丈夫据报道说是“失踪”了。她便去普鲁士找他。在那里她和很有势力的公公吵了一架。他指责她偷了他的儿子，并打算了断这一婚姻。后来的事情，埃莱茵只知道自己被当作犹太人驱逐到了波兰。她的公公显然是说服了当局，认定巴林琴斯基是她的父亲，而并非她的第一个丈夫。（这样她就被错判为波兰犹太人。）
一开始埃莱茵没有被送到集中营，而是被送到“城中一个特定的区域，饥饿而肮脏的人群拥挤在一起”（华沙犹太区？）。每天早晨，波兰人赶着车来收死尸 这种车就叫做“小贩马车”，就是出现在史蒂夫童年梦中的奇怪名词。虽然犹太区是个很糟糕的地方，埃莱茵却令人惊讶地第一次在这里有了“在家里”的感觉，好象她现在有了一个家庭一样。她照料那些孩子和孤儿们，经常为他们表演节目和弹钢琴，想让他们开心，并且变得非常维护他们的利益。有一次，孩子们病了，需要医药。她为了要药便和后勤官员睡了觉。此事成了一大丑闻。事后不久，埃莱茵被一辆火车送到了集中营。
由于埃莱茵讲多种语言，她受到了优待：在对那些用卡车和火车送来的犹太人进行审问时，让她充当翻译。但即使作为被优待的犯人，埃莱茵也眼见了太多的痛苦和灾难，以至于她开始失去生活的愿望。大约就在那段时间，一个同牢犯人说服了她与他一起逃走。她可以作他的翻译，或许，也只不过是或许，他们会得到帮助。
他们的计划是先分别逃出去，然后在外面会聚。埃莱茵藏在一辆装满人头发的卡车里逃了出去。被农民发现以后，把她送到一个牲口棚里，在那里等着和她朋友会面。但她朋友没有那样幸运。德国兵跟踪他一直到了那个藏身处。他们双双被捕，押回集中营，上了绞架。
临死前的那一时刻，她感到愧对任何人，好像她没人帮助、出逃失败就给人们丢了脸一样。这种感觉和被吊死时的窒息感一起，显然被带到了下一世，这就是史蒂夫的脖子特别容易受伤以及他的先天疾病的原因。
黑皮靴（美国）
对于有些人来说，某些普通物品会引起他们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他们这一世中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但是，放到轮回转世的环境中去，这些惧怕就突然变得有道理了。举个例子，三个不同的人，出生和生长地相隔遥远，却都描述了类似的对黑皮靴的恐惧。
唐尼·；杜查姆，北卡罗来纳州雷莱市人，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
“我于1948年6月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南浸礼派的基督教家庭。六岁以前，我的身体一直非常病弱。小时候，我十分害怕看到黑皮靴－就是那种锃亮的直到膝盖的靴子。我的祖父有一双橡胶靴子，我非常害怕。我妈妈便把它们放到炉子旁边，这样我就不会靠近炉子而被烧伤。因为这双靴子的缘故，我从没有走近过那炉子。我记得自己曾经背靠着墙，绕着房间的四边走，想尽可能地远离那双靴子。我总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害怕黑皮靴。直到我看了一部有关希特勒的电影，看到那些走正步的士兵时才明白过来。他们穿的就是那样的黑皮靴！我觉得我当时就在那里。我一般避免观看有关大屠杀的影片。我倒不觉得对它们有什么根深蒂固的顾忌，只是不情愿看。搞明白了黑皮靴的事是一种精神上的解脱。”
俄克拉荷马州的巴巴拉也写来一信。
巴巴拉是一个职业的前世解读员，她在信中描述自己是一位“金发、蓝眼、皮肤微黑的白种女子。” 巴巴拉生于1939年9月24日，十八个月大时差点因百日咳而死去。她仍患有慢性窦炎和慢性支气管炎。从她的祖母那里，巴巴拉传承了巴伐利亚吉普赛人的血统，她认为自己前世可能是一个被纳粹迫害致死的吉普赛人：
“从我出生到三岁这三年里，我生活在极度的恐惧中。一天又一天，同样的恶梦在夜间折磨着我：我被纳粹活埋，泥土向我扔来。我小时候还没有彩色电视，只有广播和黑白的新闻短片。每当我看新闻片时，我都控制不住自己，我知道德国人军装的颜色我就是‘知道’。我不害怕日本兵就怕德国兵。在我知道那些英语单词以前，我就知道纳粹集中营……
“别人无法对我催眠，我学会了自己做往世回归。我以极端痛苦的方法找到了答案，这答案为我带来了平静，缓解了焦虑。我发现在1939年的初冬，我，一个五岁的小女孩，被纳粹活埋了。我至今还记得那时的恐惧，死亡和惶惑。‘为什么是我’的疑问一直带到了今生。
‘为什么是我’
“童年的记忆总是不变－反复反复，反复不停，……一个森林那么阴冷、黑暗，我现在还能看到高大的树木，一个合葬的大坟墓，还有德国人。我尤其记得他们的黑皮靴。地上有积雪，我看到了血迹。但是我没有流血，我被活埋，窒息而死。泥土是那样沉重，好象上面还压了木头一棵树我确实不知道了……”
另一位女子玛莎，也同样被黑皮靴所困扰。
黑皮靴无情地践踏着她童年的梦。她在信中写道：“黑皮靴在追我。高统的、锃亮的冲锋队皮靴在森林中搜索，手电光不时地开、关，踩踏着泥泞，总是在搜寻。”
可是，在玛莎的真实生活中，并没有黑皮靴。她出生和生长在美国，由一个有爱心的家庭养育着。她周围充满温情、善意和安全。除了头痛以外，她成长的过程十分快乐，几乎毫无痛苦。
所有的医生都无法诊断玛莎的头痛病。窦炎，牙痛，和眼疲劳成了诊断的频繁用词。尽管药物一样一样的都试过了，头痛还是治不好。在玛莎成长的过程中，有新的环境、新的面孔、新的爱好，但可怕的头痛总是老样子。
一天，玛莎遇到了丽塔·；鲁道，一位安静，敏感的女子。她当时正在运用她的天才创作“心灵诗歌”。她的诗歌来自莫名的灵感。当时丽塔已经出版了两册诗集，正在创作第三册，名为“大屠杀之声”。在这一册里，每首诗的题目是一个号码，讲述一个大屠杀遇难者的故事，那个遇难者的灵魂现在在“另一边”。
玛莎和丽塔成了朋友，她们在各自感兴趣的领域里发展着，同时也清楚对方的才能。玛莎开始钻研她的前世，回归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