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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的沉闷观点，极端行为主义者把人类的精神看作在潜能上均等的反应机器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毫无启发性。但上述作者也有局限性。
运用比较个体生态学的正确方式，应该建立在严格的系统发育史之上，这种发育吏属于在许多生物学特征上密切相关的那些物种。因而社会行为应当看作是独立的变量，而它的进化是从中演绎出来的。如果不能有信心地作到这一点（特别是在人类中）的时候，下一个最好的程序就是：确立最低的分类学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每种特征都表明有意义的相互问分类单位变异。从一个种到一个种或从一个属到一个属变化的特征是最不稳定的。我们无法安全地从猴子、猿到人的连续中推断出它们来。在灵长类中，这些变量包括群体大小、群体内聚性、一个群体向其他群体的开放程度、在亲代关怀中雄性的卷入程度、注意结构和紧张度、领土的保卫形式。如果在分类上的科或者整个灵长目的水平上保持不变，那么这样的特征就被认为是保守的，保守特征最容易以相对稳定的形式持续到人类进化水平。这些保守特征包括侵犯性的统治体系，其中雄性一般都统治雌性；反应强度的规模，特别是侵犯性相互反应；强烈的、延长的母系关照，往往带有一种显著的年幼者社会化现象：还有母系的社会组织。这二行为特征的分类为假说形式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基础。它允许对现代人中保持的不同行为特征的概率作一种质的估价。当然可以说，在人和黑猩猩之间保留的某些可变特征是同源的。相反，某些其他灵长类全部保留的特征可能在人类起源的过程中变化了。况且，评价并不意味着暗示保守特征更有遗传性——即比起可变特征来具有较高的遗传力。在物种之间，或者在一个物种中的群体之间，可变性可以完全基于遗传差异。最后说到文化进化，我们可以富有启发地假设，那些被证明是可变的特征也是最容易从一种人类社会到另一种人类社会发生 变化的基于遗传差异的特征。表 9 一 1 的证据与这 个基本概念并不矛盾。最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比较个体生态学的研究并不以任何方式预测人类的独特特征，进化研究的一个普遍规则就是：量子跃迁的方向是很难从系统发育史中推断出来的。
9…2 物品交换和互惠的利他主义
有福共享在非人类的灵长类之间是罕见的。它的初级形式只出现在黑猩猩、或许还有东半球的一些猴子和猿类中。但是在人类，这是强烈的社会特征之一，已经达到了可以与白蚁和蚂蚁认真的食物交换相匹敌的程度。其结果是，只有人类才有经济问题，他的高度的智慧和表征能力使得真正的物品交换成为可能。智力也允许交换在时间上延长，并且把物品交换转化为互惠的利他主义行为。这种行为模式的习俗在日常生活中表达了出来：
“现在给我一些，回头我还给你。”
“这次你帮了我，当你需要的时候我会是你的朋友。”
“我确实不认为援救别人是英雄主义；我只是期望别人在同样的情况下对我或我的家庭也这样做。”
正如 T ·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所指出 的一样，钱本身并没有价值。它不过是由小金属碎片和纸片造成的，靠它们作抵押。人们交出各种数量的财富，并为需求服务；换句话说人钱是一种用数量来表示的互惠利他主义。
在早期人类社会中，或许最易行的物品交换方式是用男人捕获的肉食品来换女人收集的植物性食物。如果现在生活着的猎人社会反映了原始状态的话，那么这种交换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性别结合中的重要因素。
有人据人种起源学的证据争论说，在人类进化中，早期的关键一步是用妇女来进行物品交换的。当雄性通过控制雌性获得地位时，他们就把她们当作交换的物品以巩固联盟、支撑亲族关系网。文化前社会的特征就是复杂的婚姻规则，这种婚姻规则经常可以直接当作权力经济来解释，特别是在消极婚姻规则（禁止某种类型的婚姻）由积极婚姻规则（指导哪种婚姻必须成）补充的地方。在一个澳大利亚土著社会中，存在着两个分支，婚姻在这两个分支间成立。每个分支的男人们都交换侄女，特别是他们姐妹的女儿。权力随着年龄而积累，因为一个男人能控制象他姐妹的女儿的女儿这么遥远的侄系后代。与一夫多妻制相结合，这种制度从政治上和遗传上两个方面为部落中的老男人提供了利益。
就其错综复杂性而言，部落间的婚姻交换形式，与雄性猴子从一群到另一群任意流动或黑猩猩群体之间成年的年轻雌性的交换具有大概相同的遗传效应。在欧化之前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中所缔结的 婚约，大概有 7 ． 5 ％是部落之间的，在巴西的印第安 人和其他前文化社会中也有相似比率。每一代基因 流为 10 ％就足以抵消使群体变化的非常强的自然压 力了。因此，在群体之间创造高度可见的遗传相似性这方面，部落间的婚姻交换是一种主要的因素。外族通婚的最终适应基础并不是基因流本身，勿宁说 是避免近亲繁殖。同样，为此目的 10 ％的基因流就 足够了。
人类社会组织微观结构的基础，是非常有经验 的相互评价，这一点导致了制定契约。正如 E ·戈夫曼（ Erving
Goffman ）正确地观察的那样，一 个陌生人被迅速地但又是有礼貌地加以探究，以便确定他的社会经济地位、智力和教育程度、自我洞察力、社会态度、能力、可信赖程度、以及情绪的稳定性。这类信息（多数是下意识地给出并吸收的）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探究必须是深刻的，因为个人的品质造成印象，而印象将会给他带来最大的利益。不论怎样，他要设法避免泄露那些会危害他的地位的信息。可以预料自我描述中包含着不可靠的成分：
“许多实质性事实都在相互作用的时间和地点之外，或者隐藏于其中。例如，只有通过一个人的公开承认或者是似乎不自愿的表达行为才能间接地确定他‘真实的’或‘实在的’态度、信仰和情绪。同样地，如果个人为其他人提供了一种产品或贡献，他们会经常发现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并没有马上可以得到回报时间和地点。他们被迫接受某些事件作为传统的或自然的信号：有些东西不是可以直接得到的。”
欺骗和虚伪既不是有德之上要把它压到最低限度的绝对邪恶，也不是有待进一步社会进化删除掉的残留动物特征。它们正是人类处理复杂的社会生活日常事物的谋略。至于在每个特殊社会中的反应水平可能代表着一种妥协方案，它是该社会尺度和复杂性的反映。如果水平太低，其他人就会攫取你的利益并且取胜。如果水平太高，结果是遭到排斥。在一切方面都绝对诚实并不是好办法。古老灵长类的诚实可能会毁坏社会生活的精细结构，这种结构已 使得人类群体超出了直接的部族限度。如同 L。J ．霍尔（ Louis ． J。
Hall ）所正确地观察到的那样，善良 的态度已经变成了爱的代替物。
9…3 结合、性与分工
几乎所有人类社会的建筑砖块都是核心式家庭。一座美国工业城市的公众与澳大利亚沙漠中的一伙猎人比起来，在围绕家庭这个单位的组织程度上并无多大差别。在这两种情况下家庭在地区团体之间运动，通过访问（或电话和书信）以及交换礼物来维持系于初始亲缘关系的复杂网络。白天，妇女和孩子们留在住宅区，而男人们则去搜寻追求的东西，或者为了符号等价货物和金钱奔波。男人们团结协作去狩猎或处理相邻群体的关系。如果不是确切的血缘关系，他们至少倾向于作为“兄弟团体”。性结合小心地遵从部落的习惯，并且试图永久化。多配偶（既不是偷偷摸摸的也不是由习惯明确赞许的）主要由男性实践着。性行为几乎是通过月经周期连续不断的，并且以扩大的性交前爱抚活 动为标志。莫里斯在 1967 年引用马斯特斯（ Masters ）和约翰逊（ Johnson ） 1966 年的资料以及其他 人的资料，列举了人类性活动的特殊特征，他认为人类的性活动特点与体毛的丧失有关系：年轻女子圆圆的隆起乳房，性交期间局部皮肤的红晕，嘴唇、鼻子的柔软部分，耳朵、乳头、乳晕、外阴部等的血管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