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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假定现代文明完全建立在更新世的资本积累之上就错了。
由于遗传系统与文化系统的轨迹是平行的，所以我们可以暂时避开它们的差别，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回溯后期的社会进化原动力。吃种子是解释类人猿到草原上去的一种合理的说法，猎取大动物对于向直立人进展可能有所阐明。但是群体捕猎的适应足以在各方面使之进化到人类的程度，更进一步发展到农业与文明吗？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不相信这种动力是足够有效的。他们提倡下列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单独起作用，也可以共同起作用。
A。 性选择
钱斯（ Chance ）和福克斯（ Fox ）认为，性选择是驱动人类向全面进化的辅助动力。推理过程如下：多配偶是狩猎群体的一种普遍特征，或许在早期的原始人社会中也是这样。假若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性选择必然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包括雄性对雌性的引诱性炫耀与雄性之间的性竞争。性选择必定由于不断的交配刺激而加强，这是由于雌性的性接受能力近乎连续的原因。在群体中存在着高度的合作，性选择这种原始人适应的遗产易于和狩猎勇猛、领袖才干、制造工具的技巧和其他可见的品质联系在一起，这些品质能有助于家庭的成功和雄性联盟的顺利。侵犯行为受到抑制，公开的灵长类动物统治的其他形式都被复杂的社会技巧所取而代之。青年雄性发现参加群体是有利的，而适应群体生活则要控制往活动和侵犯行为，等待着地位的提高。其结果是，类人猿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雄性很可能具有多种必要的性质：“有控制能力的、狡诈的、协作的、对异性有吸引力的、对孩子善良的、松懈的、粗暴的、富于表情的、有技巧的、有见识的并且在自卫和打猎中是精练的。”因为在这些更加老练的社会特征之间发生正反馈，并带来成就，所以社会进化可以在没有环境附加选择压力的情况下无限地发展。
B。 文化发明和网络发展中的多重效应
不管原始动力是什么，文化能力方面的进化是由日益增长的学习能力和学习速度完成的。个体和群体之间相互接触的网络也发展起来了，在网络的大小和文化能力之间也存在着正反馈。和性选择一样，这种机制也不需社会行为本身限度之外的附加输入。但是与性选择不同，在人类前史的最后阶段，这种机制可能达到了自催化的初始水平。
C。 增长的人口密度与农业
有关文明发展的传统观点曾经认为，是农业的发明造成了人口增长，带来了闲暇时间和闲暇阶层，然后文明才得以发展起来。这种假说并不十分可靠，因为已发现许多狩猎 … 采集人比农民干得更少，享受着更多的闲暇时间，除非有政治和宗教权威的逼迫，原始农民并不生产过剩的物资。有人甚至提出了因果关系相反的建议：是人口的增加使得社会发展了农业。然而这种解释没有考虑到群体的最初增长原因。
狩猎 … 采集社会在人口统计学上几十万年都保持着平衡。他们当中有很少的一部分成为最初的农民。很可能是因为获得了一定的智慧以及幸而有广泛生长的植物食品，农业经济一旦产生，就促成了更高的人口密度，而人口的增加则加强了社会接触的更广泛网络，以及对农业的进一步依赖。象灌溉和车轮这类少数的发明，强化了这一过程，使之不可逆转。
D。 战争
通观有记载的历史，在部落、酋长国和国家之间，战争行为是普遍的。索罗金（ Sorokin ）在分析从 275 年 …1025 年这时期内欧洲十一个国家的历史时，发现它们在那段时期中平均 47 ％的时间参加了军事行动，或者说每年有两次军事行动。“德国每年用 28 ％的时间，而西班牙每年有 67 ％的时间参加战争。早期欧洲和中东的酋长国与公国迅速瓦解倾覆，许多征服者在本质上都是种族灭绝式的。在这个过程中，基因的传播总是最为重要的。征服者杀戮所有的男人和与男人性交过的女人，而宽恕那些和自己性交的女人。结果战争成了遗传上的取代。地区性战争与遗传取代在群体选择中作为一种有效的力量的可能性，达尔文已清楚地认识到了。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他假设了一个非凡的模型，为现代群体选择理论预言了许多要素。达尔文看到了群体选择不仅能加强个体选择，而且可以对抗个体选择——有的时候群体选择占优势、特别是在繁殖群体小而亲族关系密切的时候。
同样的理论后来得到了发展。有些人想到人类“最高贵”的品质，其中包括协作、利他主义、爱国主义、领土战斗中的英勇等，都是战争的遗传成果。通过临界效应的推测，能解释为什么这个过程只在人类进化中起作用。原始的文化能力可能是由一定的基因所允许的。反过来，文化能力又推动了基因的传播。这种相互强化一旦开始就是不逆转的。
E。 多因素系统
前面的每种机制都可以独立作为社会进化的原动力，但更可能的是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和复杂的相互作用共同起作用。最有现实性的模型可能完全是控制论式的（图 9 一 1 ），其中的原因与结果通过于循环而相互易位，子循环又具有高度的互相连结性。
在社会进化的单因素模型和多因素模型中，都假定了一种日益增长的内在化控制。这种变迁被认为是前面提到的两个加速阶段的基础。在类人猿进化之初，初始动力来启外部的环境压力，这与其他动物的社会进化没有什么差别。目前看来，假定类人猿历经了两个连续的适应转变是合理的。第一，走出森林，生活在开阔的原野上，以植物种子为食；第二，在吃植物种子的同时，在解剖特征和精神变化上适应了捕获大哺乳动物。大动物的捕猎进一步引导了精神能力与社会组织的发展，后者使类人猿穿越了自催化的门槛，跨入进化的更为内在化阶段。在第二个阶段，大部分人类的独有特征出现了。然而，在强调这种区别的时候，并不是暗示社会进化是独立于环境的。只不过在精神和社会的变化方面逐渐地更依赖于内在的重组而更少地依赖于对环境的直接反应。简而言之，社会进化获得了自己的动力马达。
9…12 未来
或许到二十一世纪末，当人类获得一种生态学上的稳定状态时，社会进化的内在化将会臻于完善。大约在这种时代，随着社会科学的迅速成长，生物学会到达它的鼎盛期。某些科学家会对此估计持有异议，认为在这些领域中日益增长的发现速度表征着更为迅速的发展。但是，以前历史的先例曾使我们迷失了方向：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题目至少要比物理学与化学困难两个数量级。
考虑一下社会学的前景。目前这门科学正处在它自身发展的自然史阶段。曾经有过一些系统建设的尝试，但是和心理学一样，它们都过旱地成熟并且成果有限。在今天的社会学中对于理论已经过时的许多东西实际是现象和概念的标签，这正是自然史的方式。过程难以分析，因为基本单元捉摸不定，或许根本就不存在。
随着描述和实验的日益丰富，社会学日益趋近于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经济学，并在不久的将来与这些科学汇合在一起。这些学科对于社会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很可能为它产生初始的现象学规律。事实上，也许已有了某种有价值的数量规律。它们包括有关下列关系的验证过的陈述：敌意效应和强调民族优越感以及对外国人和物的畏惧僧恨（外恐症）；在战争艺术与对抗性运动之间、之内的正相关，对抗运动使得侵犯的冲动得以正常的发泄；职业行当中升级和机会的精确而特化的模型；最通用的经济学模型，远不止这些。
从纯粹的现象学描述到社会学基本理论的转变，必须等待充分理解人类大脑和神经细胞方面的充分解释。只有能对情绪和伦理判断的机制在细胞水平上加以拆装，才能搞清楚它们的性质。可以用模仿来估计整个行为反应的范围以及体内自控调节的精确性。测量神经生理学的波动与放松次数，可以估计紧张程度。认识将被表现为网络。学习和创造将会被定义为认识机制特殊部分的转变，认识机制则是由情绪中心的输入所调节的。得益于心理学，新的神经生理学将为社会学产生一套持久的第一原理。
在这一事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