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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23日，在苏联红军建军28周年的光荣节日里，我国首都用224门大炮齐鸣20响，以示庆贺我军在波兹南所取得的胜利。
波兹南的浴血奋战持续了整整30个昼夜。这场战斗是残酷的，它使士兵们疲惫不堪。看来，参战的战士们不能不因此而丧失诸如对敌人也讲点同情怜悯的这种人类的本性。然而。苏联军人的人道主义者的高尚形像，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有一次，我有机会读到西德的一个叫托尔瓦尔德的历史学家写的一本书，书名是：《这发生在维斯瓦河》。作者在书中说到苏联解放波兹南的战斗情景时，竟硬说什么苏军战士占领了德军医院后，虐待了被俘的伤员，苏军医生还拒绝给他们治疗。
就这个问题，我访问了当时积极参加了这些事件的人、现波兹南市荣誉公民、历史学博士、教授M·A·谢里亚加上校。他是这样答复我的：
“确实，在近卫步兵第27师的进攻地带内，在一幢楼房的地下室里，有一所德军医院。根据师长的命令，我参加了一个接收医院的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医院全是收容受伤的德军战俘。作为这些事件的参加者。我要坚决地驳斥西德历史学家的无耻诽谤。德军医生移交给我们的数百名伤员，他们挤在又潮湿子阴暗的地下室内，处在没有食品和饮水的极为恶劣的条件下。而我们却尽了一切努力，以便在当时的战斗条件下，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他们的痛苦。
应该指出，托尔瓦尔德的书问世之后，有关在波兹南的德军伤员命运的问题，在1962年又重新被提了出来。当时西德曾公布了希特勒大本营作战会议的记录。这些记录的出版者和注释者G·盖贝尔，在引用那个托尔瓦尔德的话，并为希特勒1945年2月召开的一次例会作注释时，写道：波兹南要塞司令马特恩将军，似乎是由于苏联当局在最后通牒中威胁要枪毙所有被俘的德军伤员，才于2月23日投降的。
当时，我的工作是用扩音器向波兹南要塞的守备部队广播我军最后通牒的内容。因此，我有充分根据揭露资产阶级诽谤家的这种欺骗宣传。况且，在这个问题上，读者可以自己作出判断。
大约在2月初，崔可夫将军向德军被包围的守备部队发出最后通牒，建议他们停止抵抗。经过几天之后，即2月11日，在对要塞发起决定性攻击的前夕，朱可夫元帅又向被围的守敌司令官发出新的最后通牒。在两次最后通蝶中，均未进任何威胁。不但如此，还强调，停止抵抗将使数千名官兵的生命得救，如果哪个苏联军人破坏了苏联人民所固有的人道主义原则，侵犯了战俘有人身不受侵犯的保障，那么，根据战时的严厉措施，他将受到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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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马尔琴科的近卫步兵第39师、近卫步兵第29军和步兵第91军攻打波兹南的时候，近卫第8集团军、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基本兵力（后来还有第69集团军的基本兵力），在坚决向西挺进的同时，前出至德国边界，并越过边界径直地向敌人领土纵深迅猛突进。
这个日子终于来临了！我进攻的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浩浩荡荡地向西挺进。我第8集团军进抵德国边界的日期是1945年1月28日。战士们按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欣喜心情。在国境线的界桩上，我看到这样的字迹：“这就是法西斯德国！”
这种感情是可以理解的。显然，这个时还不可能在战士们的思想上将国家、人民和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主义区分开来。占领者在我国及波兰领土上的兽行，他们还记忆犹新。我疑视着这些字句，就回想起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也引起自己的顾虑；我们俄罗斯人会不会将愤怒发泄在德国这块土地上！
我集团的政工人员早已在这方面开展工作，以便使战士们正确地对待当时的时局，防止发生任何过火行动。
红军政治机关对些问题异常重视。《红星报》在2月9日的编辑部文章中写道：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的父辈曾这样说……当然，我们完全不应该简单地理解这个提法……不能将事情想像成这样：比如，两条腿的法西斯野兽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强奸我们的妇女，或者进行抢劫，而我们为了报复，也干他们那种事。”
越过第三帝国的边界线，不能不使我军士气大振，不能不对他们的进攻锐气产生影响。所有的人，从士兵到将军，都在奋勇向前挺进！
执行航空侦察任务的飞行员回来说：德国境内的所有道路都挤满了难民的队伍；铁路运输受阻，道路边沟被许多小汽车塞满了；成行成列的难民涌进柏林，又从那里朝四面八方散去；人们惊惶失措奔逃。
我们的无线电截听员有时让我们看柏林广播电台播发的一些很有趣的材料。记得，柏林电台以极简短的形式报道前线的局势时，是这样评述当时的战局的：“东线局势令人难以置信的严重……”
希特勒企图以神秘主义来消除人民的不安和忧虑。他在1月30日对德国人民进行了最后一次讲话，其中有一句话是：“上帝在7月20日保全了我的生命之后表示，他希望我仍然是你们的元首。”希特勒在这里所说的7月20日事件是这样的：1944年7月20日，曾经有人对希特勒进行了一次谋杀。但由于偶然的原因未获成功，希特勒侥幸活了下来。从此之后，他便开始残酷地镇压对他的统治心怀不满的人。
我们毫不怀疑，他作为元首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要塞守备部队的垂死挣扎、元首的恳求、秘密外交和政治阴谋……所有这些都已无济于事。
正是在那些日子里，不知何故，我常常回想起青年时代的很多往事。
……
1919年10月，托博尔河上的顽强战斗达到激烈化。白匪疯狂地进行抵抗。敌人将精锐部队、其中包括所谓高尔察克最优秀的伊热夫斯基师投入了反冲击。该师由莫尔恰诺夫将军指挥。由于参加了9月的战斗，高尔察克授予该师一面乔治旗。但是现在，该师也无法阻止苏军的进攻。它在格利亚金斯克耶、波克罗夫卡、达维多沃地域陷入了合围，并遭到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在托博尔河粉碎了高尔察克的精锐部队之后，我各团的侦察队和骑兵连大胆地脱离本团，深入到敌后。他们在日利诺村进行了一次袭击。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有一个团的白匪军在村中驻守，当我骑兵从敌后冲入村中时，白匪的团司令部当即失去指挥，一个团的白匪四散而逃。
攻打巴特列沃村的战斗更是有趣。当时我在亚罗沃伊村边靠风磨旁的观察所里，根据发射的闪光，我发现敌人的火炮位于教堂旁，正向我方射击。我立刻拿定主意，要在夜晚或清晨袭击敌后，夺取这些火炮。我把侦察员古里亚诺夫和桑尼科夫叫到跟前，我们共同确定了路线。在谈话过程中，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亲自参加这次出击。我们派苏哈诺夫带一个骑兵侦察班在天黑之前布置好路标。
古里亚诺夫的全队人马，在苏哈诺夫的骑兵侦察班出发之后，作好了出发准备。为了以防万一，我命令第1连也做好战斗准备。这个连是由机智勇敢的沃尔金指挥的。我委托副团长（他过去是沙皇军队的军官）在黎明前带领全团作好发起进攻的准备。进攻的信号是向敌驻地射击。当时我们还没有信号弹，电台就更谈不上了。
这是一个月夜。我们顺着一个又一个的路标前进。走在前面的是40多名骑兵，随后是沃尔金连。至夜里一时前，我们来到奇斯托耶湖地区，苏哈诺夫在那里迎接了我们。他报告说：在两条路（分别通往洛帕特基和苏赫缅）的叉路口那边，在一片大树林中，发现有篝火，看样子像是敌人的辎重队。
我决定由古里亚诺夫率领20名骑兵和1挺机枪前往叉路口；沃尔金连隐蔽地接近小树林，并争取尽量不打枪就收拾敌人。1挺机枪和20名骑兵留下由我掌握作为机动。
夜里约2时许，两支队伍出发了。大约在4点钟，看见了小树林。林中有三堆阴燃着的篝火。沃尔金向每堆篝火派去了一个排。他们要隐蔽地爬到跟前，一弹未就俘虏敌人。
这时，月亮已接近地平线，地面上的阴影拉得长长的，篝火发出的火光显得越加明亮。小树林中确实有团的一类辎重队、两箱炮弹、3辆炊事车、3辆双轨卫生车、20辆大车，约100名士兵和两名军官。军官里有一名是军医。这个树林里的全部守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