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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注视前方所发生的一切。
‘那不是他吗，你们看我手指的地方！’指导员突然兴奋起来。他由于疏忽差一点探身到胸墙外。但这已经足够了，法西斯分子打伤了他。当然，只有经验丰富的狙击兵才能这样准确射击。
我长时间地注视着敌军阵地，但没有找到他的埋伏地点。根据射速我断定，那个狙击兵就在某个正对着我们的地方。我继续观察。左面，停着一辆被打坏的坦克；右面，有一个土木发射点。法西斯份子到底在哪边呢？在坦克里？不，老练的狙击手是不会隐藏在那里的。在土木发射点里？也不可能，发射孔是堵着的。在坦克和发射点之间的平地上有一大堆烂砖头，中间放着一块铁板。它早就放在那里了，并不引人注目，我从敌人所处的地位思量着：哪里是狙击兵应占据的最佳位置呢？那块铁板下面是否挖了个掩体？他是否每天趁黑夜悄悄潜伏过去，藏在那里呢？
是的，他可能就在那里，在双方都没有占领的中立地带的那块铁板下面。我决定检查一下。我在一块小木板上套上手套，把它举起来，法西斯分子上钩了，开了枪。我按举起来的姿态小心地把小木板放下，仔细观察弹孔。没有丝毫偏差，直接命中。这就是说，法西斯分子是在铁板底下。
‘这个恶棍就在那里！’埋伏在我旁边的助手尼古拉·库利克夫小声地骂着。
现在应该把他诱出来，‘放入’瞄准圈里，那怕是一小块脑袋。但是眼下不可能。还需要时间耐心等待。我已熟悉他的特点了。他不会轻易地离开这个理想的阵地。而我们应该更换一个阵地。我们夜里做了准备工作，并一直在那里呆到天亮。拂晓，德军开始向伏尔加河各个渡口实施炮火轰击。很快天大亮了。随着白天的到来，战斗愈来越激烈。但无论是大炮的轰隆声，还是炮弹和炸弹的爆炸声，都不能使我们稍微分一点心。
太阳升起来了。库利夫开始进行盲射，为的是要吸引法西斯阻击兵的注意力。我们决定等待一个上午。午饭后，我们的步枪是处于背光处，而德军的阵地是在太阳直射下。在铁板旁边有个什么东西闪烁了一下。是玻璃渣偶然反射光，还是光学瞄准镜发亮？库利科夫开始向上小心地举起钢盔。法西斯开火了。这个希特勒分子以为，他终于把四天以来一直想要战胜的那个苏联阻击兵打死了，于是，他从铁板下面伸出了半个头。我正在等待这个机会，一点也不犹豫，就立即准确地射击。法西斯分子的脑袋倒下了，而他那步枪的光学瞄准器却仍在原处，镜片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一直闪到傍晚。
……”
这就是我们第62集团军的狙击兵。显然，只是说步兵狙击兵是不公平的，我们还有不少的炮兵狙击兵和迫击炮狙击兵。像舒克林和迫击炮手别兹季德科，这样的一些炮兵指战员，都以自己准确的射击而驰名整个集团军。敌人坦克想不受制裁地经过舒克林的炮台是不可能的。而别兹季德科的迫击炮“能穿过烟囱击中敌人”。战士们都打趣地这样说。
我忘不掉炮兵狙击兵——反坦克的神炮手普罗托季亚科诺夫，我曾把他叫到掩蔽部与他进行过交谈。他是亚库梯人，身材魁梧、健壮。他们班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在我堑壕与敌堑壕之间，即在马马耶夫岗北坡的一个凹地，他一个人操纵着一门45毫米加农炮坚持战斗。他伪装得非常巧妙，敌人的坦克手只是在自己的坦克着火或者被打坏时才发现这门炮。有一次，他终于被发现了，敌人根据炮声测定了他的炮位。密集的炮弹向他飞来。炮上的光学瞄准器被炮弹碎片打坏了，而大炮却安然无恙，大炮的唯一主人也平安无事。
我与普罗托季亚科诺夫再次见面，是1972年5月9日在斯大林格勒的马马耶夫岗。当然，他同我一样，在这30年中都变化很大。但我们还是一下子就互相人认出来了。他使我回忆起了1942年我们在掩蔽部的那次谈话：
“你问我，我的炮在什么地方。我对你说：‘我人在哪，炮就在哪。我等待着机会，等到德军坦克暴露得很清楚时，我才射击，坦克也就着火了。’你对我说：‘好样的！想喝点茶吗？’我说：‘喜欢喝浓茶。’你递给我一杯，我尝了一口，而那是地地道道的白兰地。我说：‘谢谢你’！”
城市里的战斗是一种特殊的战斗。这种战斗不仅取决于力量强弱，而且要比智慧、比技能、比随机应变、比出其不意。城市里的建筑物象一道道防波堤，把进攻中的敌人的战斗队形截断，使敌军只能沿着街道向前推进。因为，我们牢牢地坚守在一些特别坚固的建筑物里，并在这些建筑物里组织人数不多的守兵。这些守兵即使在被合围的情况下，也能组织起环形防御。特别是我们把坚固的建筑物作为支撑点。城市的保卫者利用这些支撑点发挥机关枪和冲锋枪的威力，击毙无数侵略者，使敌人寸步难行。
在反突击中，我们不动用大部队或者很多分队去进攻。
9月底，在所有的团里都组织了强击改——人数不多，攻击力很强，作战勇猛而又像蛇一样灵活。被法西斯占领的目标都立即遭到各强击队的袭击，法西斯分子很少能经受得住炮火、炸药、继而是手榴弹和刺刀的突击。双方激烈地争夺每一座楼房。而在楼房里，则争夺每一个地下室、每间房屋、每一段走廊。街道反而空无人影了，广场也空了。
我们的战士和指挥员学会了在敌人航空兵火力准备和炮火准备的时候尽量接近敌阵地，从而保存自己不受伤亡。德国飞行员和炮手都怕伤着自己人，不愿意冒险攻击我战斗队形。因而，我们经常采用近战的战术。
法西斯侵略者不喜欢近战，确切地说是不熟悉近战。他们的神经受不了。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面地注视身穿红军战士军服的军人。我们可以在很远的地方看见敌前沿哨所的士兵，尤其是在夜间，因为他们总是每隔5—10分钟就用冲锋枪打几个点射，为自己壮胆。我们的战士因此可以轻而易举发现他们，爬到他们跟前，用一颗子弹或一把刺刀就把他们干掉。
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学会了这样一种打坦克的办法，即让德国坦克从头顶上过去，把它置于我反坦克炮和反坦克枪手的射击之下。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城市的保卫者必须用火力切断敌步兵与坦克之间的联系，从而破坏敌人有组织的战斗队形。然后分别攻击笨重步兵和已闯过去的敌坦克。坦克离开了步兵是很难单独作战的，而敌步兵没有坦克的加强更是寸步难行。
夜晚是我们的天下，而夜战更是我军的拿手好戏。侵略者不善于夜战，我们却学会了在夜晚本着以牙还牙的法则对敌人采取行动。白天，法西斯的飞机在我战斗队形上空耀武扬威，使我们抬不起头来。可到了晚上，我们就不怕它们了。白天，我们更多是进行防御，击退敌人的攻击。而敌人没有飞机、坦克的掩护很少发起攻击。
我们用各种办法消灭侵略者。比如，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法西斯分子都在窗口和射击孔监视我们，他们大部分人都在掩蔽部里休息。为了把他们从掩蔽部叫到窗口和射击孔，我们常常在晚上大喊俄语的《乌拉》，并炸响几颗手榴弹，搞得像进攻的样子。敌人往往惊恐地奔向窗口或碉堡的射击孔准备反击。可我们的炮手和机枪手早已对准这些地方了，这时我们开火，往往能使敌人遭到很大损失。
“卡秋莎”火箭炮对敌人在新的进攻之前所集结的大批步兵和坦克进行齐射，效果极佳。我永远不会忘记叶罗欣上校指挥的“卡秋莎”团。
这个团驻扎在斯大林格勒市里，它选择了伏尔加河陡峭的河岸作为阵地，敌人的炮火打不着它。叶罗欣的火箭炮是用履带式车体牵引的，它能够迅速地进入发射阵地，实施突击，或更确切地说是齐射。它也可以在实施突击后以同样快的速度返回掩蔽处。
这个团的技术使敌人丧魂落魄，指战员们牢靠地掌握着这些装备。
我们的战士在伏尔加河的残酷的战斗中学习、成长，他们发明的新鲜战术数也数不清。大家都成熟了，他们中很多人从普通的战士成为优秀的指挥员。
后来，在战役快结束时，我们从被打死的和俘虏的敌人的日记中知道，我们的新的作战方法，使法西斯分子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他们总是搞不清：今天我们又会在哪儿攻击、用什么武器作战和怎样作战？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