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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外长提议把该机构命名为“联合国”。
三月二十二日，在全体首脑会议上，刘伯恩正式提出组建联合国。
有趣的是，这个名字当时还没有确定下来。德意志第二帝国认为应该命名为“同盟国集团和平与稳定大会”。意大利则认为应该命名为“新国际联盟”，此外还有一些国家提出了不同的名字。
只是。在最终的表决中，“联合国”这个名字得到的支持最多。
问题是，联合国并不是最核心的。
按照刘伯恩的提议，联合国不仅仅是同盟国集团的国际机构，而是所有独立国家都有权参与的国际机构，包括所有的战败国，因此在联合国大会上。每个国家都有席位，且只有一个席位。
显然，这根本无法体现出强国的重要性。
要知道，强国也只有一个席位，意味着强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只有一票的权力，与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区别。
问题是，决定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是强国，而不是弱小国家。
这样一来，就需要另外一个机构来加强前国的地位与影响力，让强国真正有能力来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这个时候。联合国存在的价值被提了出来。
白了，联合国的最基本价值就是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打击那些对和平与威胁构成了威胁的势力。
正是在此基础上，安理会诞生了。
这个机构的全程是“安全理事委员会”，而这才是真正的核心，因为并非所有国家都能成为安理会的成员。
按照中德意协商的结果，安理会总共只有十四个席位，且中国、德意志第二帝国与意大利为常任理事国。另外十一个为轮值理事国，原则上欧洲、亚洲、非洲、北美洲、拉丁美洲与大洋洲各分得三个、三个、两个、一个、一个与一个席位，且在联合国大会成员国中轮流推举产生。基本原则是在得到五分之一以上联合国大会成员国支持以上的国家中产生，轮值国的任期为两年。且任何一个轮值国都不得连任。在安理会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三个常任理事国有一票否决权。在此基础之上，其他成员国才具有表决权，而且任何决议都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支持。
做为核心机构，安理会是联合国的最高权力机构。
得简单一些，成员国说赋予联合国的所有特权，包括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权利都需要通过安理会行使。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联合国要出兵维护某个国家或者某个地区的和平，就必须由安理会授权某一个成员国或者某几个成员国组建联合国部队，并且由其代为行使维护权。
当然，这也意味着，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联合国拥有通过军事行动维持和平的权力。
这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即联合国的军事力量从何而来。
虽然德意倾向于组建常设的联合国部队，即由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派遣军事力量，组成一支联合国军队，以行使联合国的维和权力，但是中国更倾向于在需要的时候，才以委托的方式成立联合国部队，即联合国不设常备军事力量，而是临时由联合国的成员国提供用于维和的军事力量。
最终，因为在经费的分派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中国的主张得到了更多国家支持。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时期，即联合国设立常备军就存在军费开支，而当时用来维持联合国正常运行的经费都还没有搞清楚，又如何来分配军费呢？显然，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谁来承担这笔开支，决定着其在联合国中的地位。
事实上，这也是联合国成立之前最为严重的问题。
虽然所有国家都承认，只要是联合国的成员国，就必须承担起维护联合国的义务，也就需要为联合国提供经费，但是并非所有国家在联合国的地位都一样，也并非所有国家的国力都一样，因此责任有大小之别，那么支付的经费也就有多少之差，强大的、富裕的国家自然应该负担更多的经费。
当然，中国对此持肯定态度。
关键就是，该用什么办法来衡量各个国家所应负担的经费。
显然，中国当局并不认为，应该由中国来承担全部经费，也不应该由中国来承担大部分经费。
问题是，其他国家都认为，中国应该承担联合国的主要开支。
不管怎么说，成立联合国是一件小事，也不是通过一次首脑会议就能解决的，而且很多细节上的问题还需要进行反复磋商。
在这次大会上，只确定了成立联合国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大会结束之前，中国江南制造集团的董事长，也是中国首富首先站了出来，答应把上海外滩的一块土地捐献给联合国，用于建设联合国总部，而他也将为建设联合国总部提供全部经费。
这样一来，联合国总部的选址问题就解决了。
事实上，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要知道，外滩是上海最繁华的地段，可以说是寸土寸金，而修建可以供数千人同时办公的联合国总部，也需要不少资金。
最终，仅建设联合国总部就花掉了五亿华元。
这是个什么概念？如果把通货膨胀计算上的话，这笔钱在二十世纪末的时候相当于一百四十亿华元。
不管怎么说，在这次大会之后，成立联合国的事情基本上确定了下来。
只是，最终要到五个月之后的曼谷首脑会晤中，与联合国有关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联合国也将在这个时候正式诞生。
在积极推动成立联合国的时候，中国必须争取获得每一个同盟国的支持。
也正是如此，针对同盟国的军事援助问题也基本上确定了下来。
三月二十七日，在由中方举办的一场宴会上，刘伯恩向所有与会的首脑表示，中国将在战争结束之后，为所有友好国家提供无偿的军事援助，帮助这些国家建立起现代化的国防力量，使其拥有保卫本土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军事实力，而中国也乐意在战后为所有友好国家提供安全保证。
显然，这意味着中国要在战后建立新的同盟体系。
更重要的是，与会的不仅仅有同盟国集团国家的首脑，还有战败国的代表。
也就是说，刘伯恩的承诺不仅仅针对战胜国，也针对那些愿意在战后与中国友好交往的战败国。
只是，在刘伯恩做出这个承诺的时候，中国内部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这就是，只有中国海军表示愿意为友好国家提供无偿军事援助，而中国陆军与空军依然保持沉默。
显然，刘伯恩的表态，把陆军与海军逼入了死胡同。
总统已经表明了政治立场，如果陆军与空军表示反对，那就只能失信于人，而且让外界知道中国内部并不团结。显然，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而吴铁生与刘亚光都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来。
在这个问题上，吴铁生与刘亚光只能做出让步。
只是，这是有代价的让步，而不是无条件的让步。
第六百零九章 国防部
同盟国脑会晤结束之后，顾祝同没有离开北京，而是按照冯承乾的吩咐，留下来参加国防部的筹备工作。
当时，刘伯恩下了死命令，国防部必须在战争结束之前成立，而且必须在两个月内拿出详细的组建方案，在六月底之前开始试运行，而其第一个任务就是对三军的武器装备情况做全面调查。
有趣的是，三军司令都没有亲自参与筹备工作。
到四月初，顾祝同已经得知，冯承乾没有留在青岛的海军疗养院，在三月底就已经秘密回到北京。此外，吴铁生与刘亚光也回到了北京。在四月初的时候，刘伯恩以准备参加曼谷脑会晤为命离开了总统府。
显然，这四位大人物去商量成立国防部的事情了。
顾祝同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海军在即将成立的国防部争取到更多的好处，即确保海军在三军中的地位。
可以说，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也非常容易得罪人。
要知道，在阻挠建立国防部的努力失败之后，陆军肯定希望在国防部中占主导地位，而空军也不会甘于人后。
忙到五月底，筹建国防部的工作总算是有了眉目。
这就是，三军代表都认识到，国防部只是一个文职管理机构，即便掌握了军队中最重要的人事任免权与军费分割权，也不具备指挥军队作战的能力，因此必须建立一个以指挥作战为主的军事机构，而这就是总参谋部。
当然，细节上的问题依然存在。
比如，三军代表都认为，总参谋部应该是一个与国防部平行的机构，并不受国防部的节制，但是政府代表却认为。总参谋部不可能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