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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美国街头随处可见。美国61％的高中毕业班的学生，每天下了学要打3个小时工，你还指望他们读什么书呢。他们打工，绝不是贫困，而是学校的要求太松，怎么也是个毕业。1950年代的美国，富裕程度远远赶不上今天，但只有5％的高中生课后打工。因为当时苏联不仅有了原子弹，而且卫星上天，给美国带来强烈的危机感，整个教育系统都被调动起来参与这场严酷的竞争。如今，高中生们根本没有这样的危机。他们打工的目的，不过是挣点零花钱，买点父母不肯买的时髦衣服、光盘、甚至汽车。他们似乎不在意自己的未来，得过且过。在麦当劳打工的第一天，他们站在收银台后不知所措，连零钱也不会找，弄得顾客在那里排长队。你要把他们和在东京的超级市场打工的高中生一比就知道，他们3个人也顶不了1个日本人。
但是，就是这些不成器的孩子，几年后就变成了英武的战士，在生死场上处惊不乱，独当大任。他们的纪律、勇气、能力，可以和任何精英相比。这样奇迹般的变幻是如何发生的呢？巴龙的结论是：18岁的美国人，生活在“软美国”中。30岁的美国人，则生活在“硬美国”中。这两种美国，造就了不同的美国人。
美国的公立学校体系，是“软美国”的象征。在那里，一切被官僚控制，繁文缛节不可胜数。对孩子娇纵无度，无法管教。功课不好不能批评，因为那会伤了孩子的自尊。甚至孩子行为不轨时也只能袖手旁观，因为一干预就可能侵犯了孩子的权利。几年前一个女学童在校车上被男生性骚扰，家长告了学校，学校立即解雇了没有及时采取行动的校车司机。但那个司机反告学校：我们在业务培训时讲得很清楚，虽然孩子在那里乱作一团，但我如果动了任何一个孩子一个手指头，我就犯法了。我惟一可做的，是用摄像机录下全过程。我一切都按工作规则做，怎么能够因此被解雇？在另一个学校，老师发现班上大部分学生的期末读书报告抄袭，给了这些人不及格，结果家长大怒，告到学校。最后学校推翻不及格的成绩，老师辞职。在纽约，让一个扰乱课堂秩序的学生停学几天，要经过几个月的法律程序，结果学校干脆就不处罚学生。
在这样一个“软”的世界中，你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的系统能够造就出什么人来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当这些学生毕业后走向社会，马上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硬美国”：你没有本事就找不到工作，工作表现不好就被解雇，甚至有时忠于职守也会丢掉工作。在战场上，你稍一疏忽就命归黄泉。美国在发达国家中，依然是竞争最自由、最残酷，老板炒雇员最无顾忌的国家。美军的训练，常常像是中世纪的酷刑。在这样一个硬碰硬的环境中，那些不成器的孩子不得不自我重生。最后存活下来的，自然都是好样的。
野蛮反叛文明（2）
“软美国”和“硬美国”虽然并行于当今的现实中，却各有各的历史脉络。美国本来是个“硬”地方。建国之前的新大陆环境就非常严酷。新移民上岸后，在陌生的土地上耕种，第二年收不上东西来，马上就饿死。但是，这里没有欧洲那样压制性的政府，你无助但自由。成功会带来无限度的奖赏。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迅速扩张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时大家奉行的哲学，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工人干活，一周的工钱常常不足4美元，得病就被解雇，工伤就回家，拿不到一分钱，死了白死。年轻人中只有10％有机会上高中。但幸运者却能够取得在欧洲不可能想像的成功。摩根（J。P。Morgan）、洛克菲勒（JohnRockefeller）、卡耐基（AndrewCarnegie）都是在这个时代创立了自己的王朝和一个崭新的经济。当今的联邦储备银行总裁AlanGreenspan说，虽然摩根1914年就去世，但他帮助美国赢得了“二战”。没有他把英国的资本引进美国、建立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美国在“二战”时就没有取胜所必须的工业基础。洛克菲勒创造性地开发了石油的工业用途。在他之前，这个黑金几乎没有经济价值。卡耐基则一手建立了世界最大的钢铁业。美国的飞机大炮，在“二战”时覆盖全球，也多亏了他奠定的大规模生产的基础。
这些在“硬美国”成功的工业巨子，成功后开始把自己的资产投入慈善业，缔造“软美国”。他们甚至在行善时也像在工业界一样发展出自己的领地。卡耐基建造了几千个图书馆。洛克菲勒则建造了美国的医学研究体系。当一个人为了医学研究到卡耐基那里要钱时，卡耐基马上说：“这是洛克菲勒的领地，找他去！”不过，这些大款的“软美国”，是在“硬”的逻辑上建造的。比如，卡耐基反对分富人的财富，他建图书馆，就是要让那些勤奋、有才能的人有机会像自己一样成功：你不要向我要钱。到图书馆读书去！我给你机会！
美国真正开始变“软”，还是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称为美国的“镀金时代”。富人们急剧积累财富，垄断经济资源，同时也曝出一系列金融丑闻。穷人们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听任无情的市场宰割。这时一些知识精英开始发难，谴责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富人的贪婪，是社会的百病之源。于是，他们要求建立基本的公共卫生标准，改善工作条件，限制公共交通、饮水的收费，制定最低工资线，最终建立起码的福利制度，使弱者得到照顾。共和党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站到了进步主义一边，推动制定了一系列反托拉斯法案，抑制富人的贪婪，要与大款们达成“公正的交易”。
1920年代末的大萧条宣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死刑。进步主义精神随着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的展开，在美国迅速得势。1935年，国会通过了“瓦格纳法案”，保证劳工组织工会的权利。同年又通过了“社会保险法案”，保障退休工人的退休金以及单身母亲每个月的生活费。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案”出台，建立了1小时40美分的全国最低工资标准、一周40个小时的最多工作时间，并禁止了童工。“二战”后的退伍军人法案，等于给退伍军人免费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1940年全美只有150万在校大学生。但1947年，竟有120万退伍兵在大学注册。这一法案最终使780万退伍兵受益。他们中大多数在此之前是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能上大学的。除了教育之外，他们还可以到银行缴1美元的定金就领得购买住房的贷款。美国从一个租房社会演化成一个房主社会，从此开始有了真正的个人住房的房地产业。1965年，约翰逊总统又签署了“医疗保健法案”和“医疗补助法案”，退休人员在领取社会保障金的同时，还可以享受医疗保险。穷人（包括领取福利的人、残疾人、没有资格领取退休金的老年人）也可以享受一定的医疗服务。
从1933到1969年这36年，秉承进步主义精神和“新政”传统的民主党主宰了美国政治。除了艾森豪威尔的8年总统外，白宫全被民主党把持。即使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在内政上也大致追随“新政”以来的民主党的政策，并于1972年增加了社会保险的福利，所以人们说他“说话像共和党，做事像民主党”。一个温和的福利国家，在此期间缔造而成。
福利制度，使“硬美国”变成了“软美国”。虽然美国的福利还远远赶不上欧洲、日本的那样慷慨，但毕竟保护了弱势阶层，使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失败的人有了再起的机会，使劳工阶层的基本权利得到了保障。美国因此变得更文明、更人道，甚至可以说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也是由此产生的。但是，这套福利制度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第一，这样庞大的福利体系不仅需要高额的税收来维持，而且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来经营。老百姓要容忍这些官僚阶层操纵自己的生活。第二，保护弱势阶层，如果走得太极端，就等于取消了优胜劣汰的机制，成了保护软弱和无能。
这也不奇怪，这样的“软美国”却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1964年约翰逊签署“经济机会法案”，向贫困宣战。美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1964年的19％下降到1969年的12％。但这个比例在1970年代基本不再下降。在1970年代，贫富分化依然十分严重。最富的20％的美国人拿走了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