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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崔胤的话，我们知道唐代的宦官权势是从唐玄宗时期开始增长的。唐初太宗规定：宦官的官阶最高为四品官；宦官不得参与政事，只负责守卫、清扫、后宫饮食等事。到玄宗时，宦官开始统兵，并允许担任三品以上的官职。如杨思，功拜大将军，高力士以恩宠亦拜大将军，都是一品的官，此外玄宗还任命宦官充任监军使，对出征的军队进行管理，但此时尚未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宦官势力真正猖獗还是在安史之乱以后。肃宗、代宗朝的李辅国，由于拥立有功，被皇帝赋予很大的权力，手握禁军，代宗时还被尊为“尚父”，又加司空、中书令，朝中一切大事都要与之商量，他曾经狂妄地对代宗讲：“皇上只管殿中安坐，外面的事都交老奴我处置。”虽然后来，李辅国被代宗处死，但另一名宦官程元振又因杀李辅国有功，被皇帝重用，依然大权在握。到德宗时，宦官掌管宿卫皇帝的中央禁军成为制度。宪宗朝，正式设立枢密使，由宦官充任，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中书、门下的权力均被其侵夺。后来的皇帝又不断增加宦官的权力，致使宦官专权成为唐朝后期黑暗统治的代名词。唐朝后期，宦官操纵国政，专擅机要，进退朝臣，甚至连皇帝都要由他们废立。宪宗、敬宗死于宦官之手，穆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都由宦官拥立，立君、弑君、废君，如同儿戏，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末。宦官势力如此猖獗，引起了皇帝与大臣的不满。为此，他们与宦官之间出现了“南衙北司之争”（以宰相为首的机构称为南衙，由宦官操纵的各种机构称为北司），后期更爆发了较大规模的反宦官的斗争。这其中，“二王八司马事件”与“甘露之变”最具代表性。
“二王八司马事件”指的是唐顺宗时期主张打击宦官势力、革新政治的官僚士大夫。“二王”指王、王叔文。“八司马”指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他们在改革失败后，都被贬为州司马，因而被称为“八司马”。“二王八司马”的改革发生在顺宗年间，由于顺宗的年号为永贞（805年），所以这场改革又被称为“永贞革新”。永贞革新得到了顺宗的支持。顺宗初即位，就任命改革派人物韦执谊出任宰相，改革派人物分掌要害部门，控制朝廷的财政和部分军事权力，并欲夺宦官的兵权。改革派还颁布一系列的政令，严明赏罚、停止苛政，罢免贪官，提拔贤良。改革取得一定的积极效果，当时社会的反应是“人情大悦”、“市里欢呼”。但这次改革的打击面过大，触动的利益过广，所以遭到许多元老重臣、地方节度使的反对，更遭到宦官集团的抵制。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联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反对王叔文的改革集团，而且他们计高一招，逼迫改革派的后盾顺宗让位于太子李纯，太子即位，就是唐宪宗。而宪宗并不支持改革派，所以改革派很快失势，王叔文、王等人遭到贬逐与杀害，这场以打击宦官势力为目标的改革宣告失败。
永贞年间的反宦官斗争失败后，许多大臣，包括皇帝，都在总结经验。有一部分人认为，对宦官不能采取和平夺权方式，要用武力来消灭宦官，进而消除阉党势力，由此便引发了文宗时期的另一场反对宦官的斗争——甘露之变。
唐文宗是宦官拥立的皇帝，所以自登基以来，就处于宦官的控制之下，军国大政均掌握在宦官手中。做傀儡的文宗想恢复自己的权威，就想办法用武力除掉身边的宦官。为此，他重用由宦官推荐的李训、郑注两人，因为用他们两人执行翦除阉宦的计划，不易受到宦官的怀疑。很快，李训就被任命为宰相，郑注出任凤翔陇右节度使，开始逐步实行预定的计划。大和九年（835年）月21日早朝时分，文宗和文武百官照例来到紫宸殿议事。金吾将军韩约启奏说：“左金吾院石榴树上昨晚上有甘露降下来。”“夜降甘露”被古人认为是一种吉祥的预兆。李训遂率百官称贺，请文宗前去观看。文宗也装作非常高兴的样子。并派李训等人先去查看。李训等人去了很久，回来报告说：“那些甘露好像不是真的，不宜对外宣布。”文宗此时回头命大宦官仇士良、鱼志弘再去查看。二人遵命前往。到这里，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但当仇士良等走在途中，他们却发现了问题。带路的韩约紧张得满头大汗，随着一阵微风吹来，藏在帷幕后的甲兵忽隐忽现，这使得仇士良等人立刻意识到对自己不妙，迅速返回大殿，并将文宗抬进宣政门，将大门紧紧关闭。之后，仇士良命令五百禁军上殿讨贼，见人就杀，文武大臣六百多人，死于阉宦刀下。接着宦官又派遣骑兵全城搜捕逃亡之人，使得长安城血流成河，参与诛杀宦官计划的许多大臣都被满门抄斩，受牵连而死的人有1000余人。这就是所谓的“甘露之变”。
在宦官与官僚士大夫的斗争中，士大夫们不畏艰险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的力量与宦官的实力相比，相差甚远，因此他们力图打击阉宦、恢复皇权的努力都归于失败。更严重的是，这种斗争极大的消耗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地方割据势力更加有恃无恐，唐政权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朋党之争
朋党之争
封建士大夫之间的党争，是中国古代官场的顽症、痼疾。唐朝也存在着朋党之争，唐后期的党争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对唐朝的衰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朋党的划分，与人的思想、地位、学识、性格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有关。朋党中的成员之间多是亲属、师生、朋友的关系。这样造成后果就是，各个朋党在相争之时，不会考虑对方在所讨论的事情、所提出的观点或解决的方法是否正确。而是一味的否定对方，肯定己方，不辨是非，不讲原则。这对一个国家而言，百害而无一利。唐代最著名的朋党之争就是“牛李党争”，这场党争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使本已不和谐的政治局面，更平添了几分混乱。
“牛李党争”中“牛”指的是牛党首领牛僧孺、李宗闵；“李”指的是李党首领李德裕。“牛李党争”缘起于一场科举考试。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朝廷举行科举考试。牛僧孺、皇甫、李宗闵三人在答题中对时政大加批判，被考官杨於陵、韦贯之评为上第。这触怒了时为宰相的李吉甫，李吉甫是后来李党首领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就在宪宗面前陈诉，说翰林学士裴、王涯在审查考卷时有徇私舞弊的行为。宪宗闻听，勃然大怒，将裴、王、杨、韦四人免职贬官，牛僧孺等三人也未获重用，被外放充当藩镇的幕僚。事后很多人为牛僧孺等鸣不平，指责李吉甫嫉贤妒能。于是宪宗于同年命李吉甫任淮南节度使，启用被贬职的裴出任宰相。这样，两派在中央就都有了代表人物，出现了初步对立的局面，但这时还属于“牛李党争”的形成时期。在之后的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两党势力互有进退，一党在朝执政，就将另一党贬至朝外。
政治主张不同，是“牛李党争”的一大特点。牛党主张维护以进士科取士，而李党对科举制不满，要求改革选举制度；李党力主削弱藩镇势力，恢复中央权威，而牛党则反对用兵藩镇，主张采取妥协政策；李党主张精简国家机构，而牛党却极力反对。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党争的不讲原则性。精简国家机构，利国利民，有何不可？牛党明知是正确的，但这主张是李党所提，不管有无可取之处，一概否定。有个例子，更为典型。文宗大和五年（831年），镇守西川的李德裕奏请朝廷收复吐蕃占领的维州，当时形势对唐朝十分有利，可是在朝为相的牛僧孺却坚决反对。而到宣宗大中三年（849年），牛党的杜收复了维州，而在朝执政的牛党人物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可见，党争的实质就是对人不对事。哪怕是完全正确的事，只要是对方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