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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感到很窘，一言不发，因为每个人都有过这个毛病。我们对军队的隐蔽指挥训练得很差。在和平时期，常常是进行几次专业课就满足了。至于司令部演习，那是整个通报都用明语写的。每个人都这样想：“得了吧，战争中一切都会按另一个样去做。”人们忘了，做这件事是要知识和技能的。于是，现在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有的同志在报告中把人称为“铅笔”，把坦克称为“盒子”，他还真相信敌人猜不出说的是什么。
晚上七点多钟，我又到博金那里——送一份定时作战汇报给他签字。他仔细地校阅通报，称赞了起草人，并十分委婉地谈到了他不喜欢的几个地方。后来我确信：博金处理问题时，要求任何意见，哪怕是最无关紧要的意见，都不用他说两次。
一小时后，参谋长把我叫去，命令说：
“您立即起草各集团军总退却训令。”他把一份文件交给我。我很快浏览了一遍，愣住了。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西南方面军自10月17日起开始向卡斯托尔纳亚、旧奥斯科尔、新奥斯科尔、瓦卢伊基、库皮扬斯克、红利曼一线退却；10月30日前退却完毕……”
这就是说，我方面军不仅要后退八十至二百公里，而且要放弃哈尔科夫、别尔哥罗德、顿涅茨克工业区。
我无法镇静下来。是什么原因迫使大本营定下这样困难的决心呢？我不会忘记，就在一个月以前，我们方面军的情况在我们看来比现在还要艰难，大本营却坚定不移地禁止把军队后撤大致相同的距离。而现在方面军首长并没有请求这样做，方面军的态势也比9月中旬稳定得多，却下了退却命令。我忍不住对博金说了自己的惊愕。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在房间里大踏步走着，沉思地说：
“您自己大概也有这样的体会：从掩体观察战斗，只能看见一个局部；一登上小高地，视野就扩大了，那时就能看见以前连想都没想过的那些景象。观察点越高，看得越远。事情就是这样。我和您都知道得不多。而在莫斯科，人们不只是看我们一个方面军。他们在那里又要看到克莱斯特突向塔甘罗格，又要看到对罗斯托夫的威胁，还要看到无数敌军已逼近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在9月份，大多数战略方向比较平静，大本营可以冒风险从其他方面军调预备队保卫第聂伯河和基辅。而现在呢，敌人已打到莫斯科接近地，打到高加索门口了，大本营不但不可能帮我们的忙，而且会要我们拨出部分兵力归它掌握。而我们的正面拉成了一个巨大的弧形，要挡住敌人是越来越困难了。假如法西斯分子再次把古德里安和克莱斯特的坦克调到我方面军后方怎么办呢？我们将不会有力量去改善态势了。这就是莫斯科现在不可能冒风险的缘故，因此要把我们的军队后撤。”
我们在大图上标了好一阵中间地区、各集团军后撤方向和地带。标完图后，博金说：
“您看，我们的战役战略态势有利多了：我们可以把大量兵力编入预备队，与各友邻方面军重新建立密切联系，可以更好地帮助在莫斯科接近地作战的军队，因为向东退却后，我们的防御地区就大大北移了……”
博金说，从明天开始，南方面军重新隶属铁木辛哥元帅。现在我们的方面军司令部将同时是整个西南方向军队的司令部。我们还要考虑友邻——南方面军的事。
到开始退却还剩约一个半昼夜。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完组织大量军队实施这种复杂机动的全部工作。我已经说过，谁认为退却是件简单的事，谁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不深思熟虑地对待这种机动，那么军队遭到的灾难，会比在组织不好的进攻中遭到的灾难更加深重。假如不严肃对待退却的组织和保障，那么后退时恰恰是最容易突然发生惊慌失措和紊乱现象的时候。因此方面军司令部和各领率机关的所有指挥员自接到退却命令后，就不再把昼夜分成白天和黑夜了。工作要求我们全力以赴。
10月15日22时，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开了会。各兵种、勤务司令员和首长，还有方面军司令部各主要部的部长出席了会议。博金将军宣读了大本营训令，简要判断了战役战略情况，他对友邻态势特别重视，提出了一些建议。
铁木辛哥元帅象往常那样简明地谈了自己的决心。他说出了方面军在严格规定的时间内应该扼守的主要中间地区。
各集团军应在10月23日凌晨到达的第一道中间地区，经别尔哥罗德、兹米耶夫、巴拉克列亚、巴尔文科沃等市。退却期间骑兵第2、5军和一个坦克旅担任方面军快速预备队。给它们也指明了退却方向和集中地域。10月18日10时以前，方面军司令部要留在哈尔科夫。尔后转移至瓦卢伊基市，并在奥博扬、丘古耶夫两地留下辅助指挥所。
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指出，我们要通过缩短战线的方法，在10月底前至少抽出六个步兵师和两个骑兵军编入预备队。此外，还在哈尔科夫匆匆组建了步兵第216师，它将成为该市守备部队的骨干。还有两个步兵师（步兵第62、253师）和两个后备骑兵团正在组建中。空降第3军将改编为步兵第87师。
我们得到所有指示后，便着手拟制军队退却计划，并使军队做好实施新机动的准备。我委托副部长们拟制军队在整个纵深移动的计划图，自己则拟制方面军退却训令。夜里十二点多钟，我打好了文书草案，交给了参谋长。到一点钟时，训令已经签署完毕，通过有线电报毫不迟延地发给了各集团军。早上，方面军机关的各个军官组分别飞到军队去了。出发前，博金把他们请去，作了详细指示，并特别要求他们注意军队指挥的隐蔽性。
我们也关切地注视着现在已编入我们方向的南方面军地带的战事。10月16日中午，那里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克莱斯特坦克集团军已强渡米乌斯河，正向罗斯托夫急进。铁木辛哥元帅要求南方面军司令员切列维琴科将军采取一切措施阻住希特勒分子，并通知他正由西南方面军调一个坦克旅归他指挥。
……我们司令部前往新地域的时间快到了。军事委员会和方面军领率机关的部分机构先转移到丘古耶夫，而其余人则马上前往瓦卢伊基。
我必须比主力纵队略早些到达丘古耶夫，以便对军队进行指挥和迎接方面军首长。10月18日清晨，我坐上自己的汽车匆匆启程，我部参谋人员萨拉库察和多罗霍夫已在车里等我。
汽车驶过哈尔科夫街道时，我十分忧郁地看着它漂亮的建筑和举世闻名的工业企业，这些企业阴沉沉的寂静无声，就象它们已经不存在了。工厂的烟囱不再冒烟，大门内一片死一般的沉静。该市党和苏维埃组织工作做得好：一切能搬动的东西都运走了。
我是第一次看见我们这个预定要放弃的大工业城市。法西斯坦克隆隆滚过哈尔科夫马路的日期我知道得很准确。这一景象大概会在10月25日发生。我想到这一点，心情极为沉重。
我很容易想象到，最高统帅在下令放弃顿巴斯以及哈尔科夫、别尔哥罗德这样的城市之前，要经受多少次犹豫，度过多少艰难的时刻。
难怪我们的总司令C·C·铁木辛哥现在也满脸愁云。他对必须放弃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区感到痛苦，尽管他意识到非走这一步不可。
……我们已经驶过哈尔科夫东南郊，走上了象一条长得不见尽头的蛇似的向丘古耶夫方向蜿蜒而去的公路。满载战士和军用物资的车辆源源不断地在公路上行驶。我们的司机斯塔尔任斯基虽然技术好，但他开车也象步行那么慢。
大约是早上九点钟，我们到了丘古耶夫。我们立即想同各集团军司令部联络。但这不是简单的事。同翼侧的第6、40集团军很快就联系上了，但中央的第21、38集团军司令部，则在两个小时后才在无线电中找到。退却是在困难条件下进行的，希特勒分子用重兵实施猛攻，力图向接合部突击。但敌人的全部企图都被顺利粉碎了。
不久，军事委员会到了。C·C·铁木辛哥听完我的报告后，给各集团军下达了一系列更明确的号令。傍晚，元帅把由自己的副司令员科斯坚科将军率领的一个指挥员小组留在丘古耶夫后，就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