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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决定了，我就避去。27日我就召集我主管的总务方面同人商量了一下准备移交的事。29日王士珍又一度书面表示固辞，当然不生效力。
30日，沈内长要来作最后的视察，在前夕，忽然江翊云打个电话问我：“明天沈总长来吗？”
我说：“来。”
他说：“我也来。”
到时，沈来，江也兴奋地来参加，又向我说：“已经见着王士珍谈院事极详，劝他，不动旧人，不要拿院中物品还清室，并且向他条陈了支持院务的策略。”
第二部分：成立故宫博物院索薪受窘（7）
10月1日，国务会议议决：聘任沈瑞麟、刘尚清、鲍贵卿、胡惟德、张学良、傅增湘、江庸、刘哲、赵椿年、陈兴亚、胡若愚、汤铁樵为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
旧维持会委员之中，留的只有江庸、汤铁樵。其中又有一段插曲：在查看了一段时期之中，本院对于这两位“钦差”及其随员，不能不有所见意。于是大家商量将古物馆的全部拓片，送给两位钦差一份；随员八位，各送“散字盘”及“莽量”一份，这两种是全部中最著名的精粹。
因为沈内长随员之中有两位：一是礼俗司长李升培，一是总务司帮办许福奎，许是多年我的同事屈居我的手下，新近升任去的一个纯谨之士；李是我前面已经介绍过一位最热中的朋友，他们知道了这件事，因为他们都同沈内长有一些戚谊上关系。于是许来对我讲：他们八个人都要全份，加上两长与大元帅府以及国务院各两份，一共要14份，归他去分配。
我素来不甚世故，鄙视他，又可恨他有所挟，当时对许没有答复。第二天，我见了沈内长，我直率地将这件事告诉了他。
他说：“这是李子栽（升培字）的要求，你不说我也知道的，不要理会好了。”
“是的！”我说，“因为故宫这些拓片，平常他们是定价出售的，并且价值甚高，博物院没有经费，都是靠这收入来挹注，他们这样赠送是尽东道之谊，也不是贿赂，送来自然可收，要求就不大好了。我是两面人无奈的很，知道部里的同仁不能得罪，我不能不同总长斟酌。”
他说：“是的，不要理他好了。”
同时，另外有一位我手下的同事，同李也素有往来，他来劝我，不要得罪他，据说他自己声言：“也有委员长的希望。”
“奇谈！”我说，“我只听说是王聘老，却没听见有李司长之说。”当然，这位同事也将我的话告诉了李。
？ 李发怒了，当博物院将两份拓片送给他之后，他连同这拓片写了一封信退还给我，信内指出了我的向沈总长陈述此事，认为我对他的不友谊行为，并说：“承赐珍品，原件璧还。”？ 我仍旧将原件退还给他，也回了一封信答复他：承认是我向沈说明此事，这是在我的立场应该这样做。并且告诉他：“拓片是故宫博物院所赠，如果不愿接受，应该退还博物院，与我无干。”这样完结了我们双方的不快，但是他并没有再退回，也没有再答复我。
15日，以农长刘尚清改任奉天省长而离京了。国务会议议决改聘新任农长莫德惠递补刘的遗缺委员，潘复宴请聘定的全部委员商量接收故宫，推定江庸、王式通、袁金铠、沈瑞麟四人做接收委员。？
20日下午本院庶务、会计两科会同来见，说是：“奉到江委员的通知，定明日接收故宫。”请示如何预备？
我答：“江委员也是旧人，既然吩咐诸位，只是遵照他的意思准备好了。”当时会长江叔老还在天津，自有翊云报告，我只告知了汪伯老及庄思老，连夜召会计科科长余千山君来宅结算一下经手账目，同时将存在我处的中华文化基金会所补助之流传费存款折据、支票等件，交与余千山转交翊云。第二天21日上午，翊云偕同王、袁、沈三位同来院中接收，江、王两位都是旧维持会的常务委员，他们一切都接头，我就没有去。我对故宫维持的任务，在此告一段落。
第二部分：成立故宫博物院索薪受窘（8）
24日，管理委员会发表大批干事如左：
马衡、俞同奎、彭济群、颜泽祺、恽宝惠、张玮、谭祖任、张鹤、梁玉书、许宝蘅、袁同礼、徐鸿宝、张允亮、沈兼士、陈庆龠、孙树棠、陈宝泉、杨策、张凌恩、瞿宣颖、李升培、许福奎、凌念京、伦明。
以上干事24人，旧人中马衡、俞星枢、彭志云、沈兼士、袁守和五位皆在其内，彭志云辞，沈兼士不理，马、俞、袁都屈就了。并且因为古物馆庄思老因病辞馆长，以江翊云继；图书馆馆长本来是江叔老，现在也连带去职，改聘了傅增湘；马衡仍任古物馆副馆长，守和仍任图书馆副馆长；袁金铠兼总务处长，恽宝惠副之。于是管理委员会大定了。
12月1日，我与恽恭孚同在福兴居有朋友约宴，恽告诉我本院改组后的情形，说：“王士珍处有攻讦你的信，并且说有通南既国民党的嫌疑，王老是不愿追究。”
“什么通南，过一过又要说我通共了。有盗窃的嫌疑吗？”我笑问。
他说：“没有！”
后来又听说：他们在袁金铠处攻我尤烈，袁也没有理会。这都是我们共患难的自己人。？ 我自责地想：“我的不善处世，以至两面不讨好，这是事实告诉我了！”我不推卸，也不后悔。所伤心的，是这些先生们，告到敌对方面，不惜陷之于性命交关的地位，而且不怕为对方所窃笑。此却为何？至今没有明白。
此后，我还是向这两面不讨好的路线走着。？
以后的一段大致有7个月的时间，我不得不脱离了博物院，一个最鲜明的对照，我不能不自己提出的，是：在故宫整个被北洋系政府强力控制的时间，我是自认接近南方国民党的，北大系统朋友却认为我是北政府的人。如今我退出了这个局面，而他们自己反而在忍辱负重的名义下同流了。
这时候，彭志云是东北人却也不与东北人合作，是我钦佩地引为同志的，沈兼士虽然有不合作的形式，但是他并未辞职，而其唯一手下的学生史明，却成了袁金凯的心腹，后来随袁到东北去做了县长。袁守和却与傅增湘发生最密切的关系，以致破坏了院章，将宋版孤本的《郡斋读书记》携出，交付商务印书馆影印，惹起了麻烦，虽然只是为了生意经。
在这7个月之内，南京政府方面，依旧时时通讯与我们注意其事，我们也还有些旧雨在内通消息，似乎并未放弃责任，实做了通南的勾当，我只有感激王士珍、袁金铠以及沈内长诸位的雅量，并没有重视攻讦人的意旨。虽然张作霖大元帅在怀仁堂“昭告”我们有“食刘秀之禄，做王莽之事”的警语。
第二部分：成立故宫博物院复院与经费（1）
转眼到了1928年夏天，我还是在内务部兼市政公所坐办任上“食刘秀之禄”。
国民党北伐军到了济南，北政府人心惶惶了，忽然沈内长向我说：“不要紧了，国民党的军队，在济南被日本人横杀一枪，给挡住了。”
这就是蔡公时被杀之役。我听着不免腹诽，我知道日本人做生意的惯技，觉得格外气愤，同时也不免忧虑。我们实在对北洋系那些军阀武人讨厌透了。所以有“偕亡”之感。并不是与国民党有什么特别交情。若论交情，自然是与北方关系深。？
但是，民厌之的，天厌之。张大元帅这位“刘秀”终究支持不下去而下旗回东三省老家了。他英勇可取的是没有向敌人妥协而被炸死于皇姑屯。我觉得终究盗亦有道，胜于朝秦暮楚的文人掩护在某种名义之下，比无法合作可爱多了。那一天，市政公所有一位元老素以识时务著名的某先生忽然穿中山装了（那时候我们大都多穿长衫），我笑着说：“气候要变。”而皇姑屯的消息立刻传到。？
转瞬之间，青天白日旗飞扬到故都，北京改了北平，市政公所改为市政府，何雪竹（成睿）接任市长，我由“坐办”转任了秘书长。易寅村以农矿部长负责接收故宫博物院，又任我做农矿部简任秘书接收北洋政府的旧农商部，我是四个委员之一。那四委员中有一位是参事萧瑜号子升，他是留法的勤工俭学生，李石曾欣赏的湖南少年。在易寅村第二次任教育总长时做了不到一个月的教育部秘书，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