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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尼·布兰奇，一个王尔德式的美学家，叙事者的狡猾的父亲，一位轻度疯狂的老绅士）——这些特色和技巧自然地出现在本书中，在沃的任何一部书中你都可以发现这些特色，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沃的一部分。在这本书中全新的东西是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风格和结构。一句接一句、一段接一段的回忆和描写，在沃先生的其他作品中不连贯的氛围中无法找到位置。和他的其他作品比较起来，这部作品就犹如一部内容充实的戏剧，而其他作品则是技巧娴熟的轻歌舞短剧。你从不会发现——即使是在《纤尘》中也不会发现——沃先生会写出如下的文字：“这就是那生灵，既不是孩子也不是女人，她驱使我走过夏日的黄昏，我不受爱情的袭扰，完全惊诧于她自身的美丽，我站在生活的台阶上犹疑不决，无意之中她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被武装起来，她是神话故事的女主人公，玩弄着手中的魔法指环，她只需用指尖轻轻地抚弄这指环，口中轻念咒语，大地之门就会在她脚下打开。”
毫无疑问，他所提出的问题，或者说他所给出的结论，必须会引起热烈的讨论甚至引起争议。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沃先生在政治立场上站在托利党一边。作为一个作家、故事讲述者和艺术家，他并不一味坚信什么。他从一个非天主教徒的叙事者的眼光来观察玛荷门兹人的生活，把他的生活中的天主教因素阐述得非常客观，以至于事实上这些阐述，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信教的人面对（同时惊讶于）“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时所做出的略带嘲讽意味的描述。事实上，他是在说，信仰对于那些拥有信仰和曾经拥有信仰的人来说是一种可资补偿的答案，这几乎不能被称作是搞煽动，尽管肯定有人会指责他是在搞煽动。人们还会说，他不愿接受社会变化，这表明了他在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这也将成为事实。布拉兹赫德的结尾对他来说是令人遗憾和沮丧的，因为他相信“秩序”和传统的继承性。毕竟，他相信责任感，他曾猛烈地鞭挞自己所属的阶级缺乏责任感。
但那些在宗教上或在政治上，或者在两方面都持与他不同的观点的人自会去花时间试图证明他的信仰破坏了他的作品的艺术完美。《重访布拉兹赫德》是沃先生的最出色的成就。
（约翰·K·胡群斯，1945年12月23日）
他习性的勇气——《柏林故事集》，克里斯托弗·依修伍德着
最近，在与一位刚从好莱坞返回的人的交谈中，我向他询问依修伍德正在做什么。“噢，他已经离开了这个隐修院，正在写电影剧本。”这个回答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撇开其它原因不谈，其中一个就是因为它不带有任何嘲笑意味而被人说出来又能被人听进去。这话要是用在其他任何一个人身上都会很可笑。这是因为克里斯托弗·依修伍德身上具有某种气质使得人们尊敬并喜爱他，即使当他选择穿过连接在像杰拉尔德·赫德这样的伟人与卡尔沃城的电影工厂的叹息桥时也是这样。赫胥黎，在他当前所处的瑜咖期里，看上去像个狂热者。在他最新近的书里有很多暗示，说有些很可怖阴险的东西在等待着你——实际上是他笔下人物的呆板——如果你不服从他的冷漠处方一口口喝下神秘主义的泻剂的话。但是赫胥黎的宗教狂热却让我很反感，这倒不是由于它的主题，而是由于正如他的小说一样，它脱离于社会、人民及政治之外。作为一名小说家，依修伍德头等关注的事总是与这些相关的。我并未追从他对吠檀多所做的调查，但我很放心他按自己的方式寻求真理，因为我知道他也是在为我寻求真理。我信任他，尽管我永远都不会相信他的信条。他能在读者中激发起这种同样的良好信念，如同秘密，激起在他身上对他创造人物天分的信心，对他充满爱心及坦诚公开看待人类问题的信心。
依修伍德是个真正的小说家，一个真正的次小说家。他的次要程度可从《啼叨的腼腆人》一文中略见一斑，这为对他最好作品加写的一本很有吸引力的书，因弗莱德莱克·褒格曼的迷人画像而著名，不过，却从本质上说略有回顾性——我怀疑，是按它自己的方式，一种推延他创造性天分与他宗教调查融为一体过程的方式。而他做为一个小说家又有多优秀的程度则可在《柏林故事集》中略见一斑，这个故事集是对他的两部最著名小说所做的极受欢迎的再版——《诺里斯先生换火车》，与那颗现代叙述文体中的小钻石——《再见，柏林》。
而在今天做个次要小说家的情况则很是不同，它比起模仿伟大的小说家来要困难得多。我们拥有众多的小诗人，但我们却几乎没有小说家——我们只有一支庞大的队伍的人们，他们利用小说的欺骗性松散结构写些政治小册子、战争回忆录、浪漫传奇、传记和启示录。而要成为一个真正次小说家是要去做小说的那些毫无掩饰的工作——就是要创造出真正的、其意义遵循新近刚被证实了的人的场景——而不带有任何命令式的世界意义，不带有标记着现代思想危机的对基本控制的寻求。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小说家们——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及托马斯·曼——已经懂得如何将叙述文字转写成被人理解的新的符号，但是却只是通过踏出条找出小说全新形式的路，真正的次小说家停留在现实主义的已经过多人耕耘的传统中，找到他自己的位置而不是制造出一个位置来，并且在他的进程与方式中更为轻松，通常也是个更聪明的风格改良者。即便他的全部知识及宗教生活并未完全不受限制地贯注到他的作品中，他仍然还是能保持小说家的身份，卡夫卡与普鲁斯特就永远不可能带着身上这么多分歧起步，他们简练不起，他们不是要用写小说来挽救自己，他们仅有的全存在于他们的创造性里。次小说家并不是一个先驱者，而只是个受过良好教养的艺术家。他代表着享乐，正如大小说家代表着人与历史的新概念一样。
依修伍德是这样一个在他自己王国内成功而且欣悦的准小说家，但显然，他只将自己的一部分贯人了小说中。他之所以有趣是因为他是英国天才的一个性情如此高雅的衍生物。他的语言——并不总是我们所用的语言——带着一个遵循传统的人的准确声调与简练幽默。他的语言继承性是如此明显。依修伍德的作品带有古英语优雅的音乐感，他写的东西从不咄咄逼人也不结结巴巴，它的准确性明白无误地体现在它的机智中，而它又常是为喜剧效果而作。他是个流利地用充满柔情的笔触运用其语言的人。
他写作得很好，因为他已过了一段时间的流放生活。英国也有它自己的逃难者，有它站在民族主义与官方政治乐观主义之外的爱沉思的流浪者。他们是自愿逃避者，但却是非自愿的事业防御者，这个事业的深度，他们只有通过所有生活及作品才能够弄清楚。比起托马斯·曼、弗雷德里克被他们祖国所疏远的情形来说。这些人被他们祖国的疏远的程度也毫不逊于他们。此外，虽然他们的脱离不如前者两位那么突然，那么有政治性，他们被隔膜的程度却毫未减少。《柏林故事集》的实际人类背景总是依修伍德在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的英国，他自己与英国的相疏远，是鲍德温笔下那些猪心满意足地嘟囔着的睡觉用的穴，是张伯伦笔下的像滴凄寂的泪珠一般升上来的雨伞。《再见，柏林》一文的主人公实际上就叫做克里斯托夫·依修伍德，他既是又不是写小说的这个人。
依修伍德在一段前言性的注解中解释道：这个被称为“克里斯托弗·依修伍德”的人仅仅只是个“口技艺人的木偶”，而不应将其当作与他当然对等的东西。他的房东太太，弗洛菜娜·斯洛德把他叫做“赫·依塞弗”，这倒更适合他。他并不真正是依修伍德，而只是作者的化身，在某些方面比真正的依修伍德更脾气暴躁，而在其他一些方面则更温柔些。然而，他却并不是依修伍德之外的一个什么人，或者哪怕说是他的面具。他按生活体验写这篇故事，并教育、替代“真正的”依修伍德以记录下来。他是作者文学及道德想象中的主人公，正如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自己的主人公一样，他/她顶着我们的名字，穿着我们血肉之躯的盛装，是我们对自己所做的可接受的自画像。
我们的文学自画像未必要比我们本人好，但是它在我们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