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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的文章。）其次，像黑尔所注意到的那样，他不是到那里去打仗，而是“到那儿去看 ，去谈论扮演一种身份、被锁进这种身份，谈论讽刺：我是去报道战争的，结果却被战争所淹没；完全是一个古老的故事，除非你还未听过这个故事”。与报纸和新闻杂志的记者迫于每天或每周的最后期限而赶写稿件的情形相反，黑尔的稿件直到完成5个月后才会被发表。这种拖延给了黑尔机会，使其能写出经过深思虑和细心琢磨的、强硬而富于同情心的文章，在这样的文章中，他细心而准确地捕捉到了这样的形象：“停留在西贡，”他说，“有如停留在一朵带毒的花朵的花瓣中间。”
迈克尔·黑尔一向对与他共同服役的人怀有深切的感情，这为他赢得了持久的赞誉。他从未变得冷酷无情，一直为他们担忧，为他们而痛苦，有时甚至拿起武器保护他们。我相信，他的最大的贡献，是他的这本书。“公路上，”黑尔写道，“有一个两美元的问题。一作雨披刚刚盖住一位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尸体。那浸满血污和泥浆的雨披在风中渐渐变硬。那蒙着雨披的尸体呈球状耸起在路边，上面布满了可怕的条纹。我和两个黑人步兵沿路而行，其中的一个步兵狠狠地踢了这雨披一脚，表情里充满了无奈。‘小心点，’另一个步兵说，‘你踢了美国国旗了’。”
（C·D·B·拜因，1977年11月20日）
咱们开始吧——《刽子手之歌》，诺曼·梅勒着
提起诺曼·梅勒，许多人仍保留自己的看法，那就是，诺曼·梅曼其人在真实生活中并不比他们所了解的，所读到的那个诺曼·梅勒强多少。这对于一个在文学生涯中很注重自身尊严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人们以恩赐的态度对待诺曼·梅勒，对其倾心创作的作品不屑一顾，却钟情干象《晚间部队》之类的平铺直叙，结局显而易见的作品；人们认为《裸者和死者》是一个破灭的许诺，而在这之后的每一本书都是尽量迎合债权人的需要，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人们认定这些作品的出现是由于梅勒写不出什么有分量的书，所以只好写些华而不实的替代品。其实到现在梅勒至少写了三部有分量的书。第一部是1955年的《鹿苑》，第二部是1965年的《美国梦》，第三部是1967年的《我们为什么去越南》，而现在，《刽子手之歌》很可能成为他的第四部有分量的书。
《刽子手之歌》在一开始看不出其真实内容，它开始是作为劳伦斯·席勒提议的一个项目来进行的，席勒是一个摄影师兼制片人，几年前和梅勒签约，邀他写《玛里琳》，而现在的这本书被广泛称作“关于加里·吉尔摩的书”。这本“关于加里·吉尔摩的书”一般被认为是对加里·吉尔摩死亡前最后9个月的描述和思考——这几个月从1976年4月份的一天，吉尔摩从设在伊利诺伊州马里恩的美国联邦监狱释放，到1977年1月份的一个早上，他在犹他州的山点监狱被处死：四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心脏。
表面看来，对这种生命，讲述者实在挖掘不出多少深意。加里·吉尔摩在他36个年头中有22年是在监狱里进进出出——大多数时间呆在监狱。他高度培养出一种反对者的派头，使全国为之着迷。“除非是一个玩笑之类的东西，否则我不想去干，”在陪审团判决其因一级谋杀罪而处以死刑，而他拒绝司法努力扭转其判处时，他如是说。“咱们开始吧。”这是加里·吉尔摩在头罩被放下，行刑者的遮帘下露出步枪枪口时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梅勒能从这种难以驾驭的材料中写出些什么内容，那时仍不清楚。这也有可能仅仅是他再次钻探他已经试过的油田，对谋杀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行为再作一番思考，对自己的作品《美国梦》，史蒂芬·罗杰克的《绞刑执行人心理探微》中谋杀主题的回炒。但是，梅勒写出了一部1000页的小说，运用了严格限制的词汇量和平淡如水的讲述语调。这本小说如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
我认为只有梅勒才敢于着手写这本书。《刽子手之歌》中所表达出来的声音是一种真正的西方声音，这种声音人们经常在生活中听到，但在文学作品中极少得到表达，因为一旦真正了解西方后，你会发现自己缺乏将它如实写下来的意志。《刽子手之歌》要描述的就是西方人生活中所存在的巨大空洞，一种不仅反对文学，而且反对许多其他形式的人类努力的虚无主义，一种一切终归于零的恐惧，在这种恐惧下，人类的声音如同飞机在空中划出的图案一样消失湮灭。
在这个每条公路通向沙滩，通向州际公路，通向落基山脉的世界上，人们对自己在更高一层的社会体制下所处的位置有一种不安定感。他们渴望爱，认为自己可以为爱而死，为了爱他们飞快地搭建起来城镇，然后撤离，继续前行，忘掉过去。人们把女儿送进精神病院迁移到中途岛，人们在午夜钻进小车，开过两个州去买一瓶啤酒，与一个偶然结识的人谋求借款，避免自己发疯，因为发疯后会被再度送进精神病院，这样再也不能钻进小车，驱车经过两个州去买一瓶啤酒。
《刽子手之歌》是以两段很长的二重唱建构起来的：“西方之声”，即第一卷，主要是女人的声音；“东方之声”，即第二卷，并不是字面上的东部人的声音，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男人的声音——律师，公证人，记者的声音，他们在一个更大的世界里活动，并认为自己可以影响事件的进程。“西方”卷是一种宿命论的堆砌，反映了一种紧张，一种压倒一切的，被动的冲向一系列不可避免的事件，直至加里·吉尔摩的死亡才告结束。而“东方”卷则是这种紧张感的释放，一种解决，行刑的实现，一种主动的进程，直到1月的那个早晨才有效的结束：劳伦斯·席勒坐上一架六座小飞机，注视着加里·吉尔摩的骨灰从一只塑料袋中抖出，飘荡在普罗活的上空。这只塑料袋让席勒吃了一惊。它是一只面包袋，“面包公司的名字还不清楚地印在上面 ，一块长方形面包的59％。”
“西方”卷的女人们很少感到惊讶。她们在整体上并不相信事件的进程可以受到影响。一股悲怨凄凉的风好象在吹过《刽子手之歌》中的女人们的生活，所有的这些女人都和加里·吉尔摩打过交道，从他在那个4月的晚上穿着监狱发的黑胶鞋步入城镇，到他的骨灰飘荡在普罗活上空的1月份的那一天。这股风似乎吹散了记忆，吹走了平衡感。她们总感到自己在下落，尼科尔·贝克，她在10岁时就努力“试图理解她的生活，她的三次婚姻，两个小孩，和数不清的男人”，理解吉尔摩以及吉尔摩坚持她在死后与他见面的含义。她读着吉尔摩从狱中给她发来的一封信，信中的话“如同从世界之巅刮来的风，在她的头脑中吹进吹出”。
这些女人不时地关注着事件的进展，并留意她们的命运。她们看来被恶梦所困扰，对恐惧这一深井有所知觉，这种“事物底层隐藏着的不幸”。在波特兰大城以南贝茜·吉尔摩的汽车活动房屋里，顺着一条小车道的公路南下途中——道路两旁是小酒巴，饮食店，折价商店和加油站，那上面置放着一架二战时残留下的波音公司轰炸机——贝茜有一种感觉，她只能形容为“好象被吸空了”。她害怕自己会一下垮掉。她感到迷惑：自己曾经住过的房子如今哪里去了 ？丈夫，孩子都到哪里去了？在普罗活她原来有78个堂表兄弟姐妹，如今都天各一方，有些可能已长眠地下了。她想，当加里也加入他们地下的行列时，他们会不会“全部下到那个墓坑里去，在此他们已放弃了对彼此的寻找”。她不知道“有几分是她的错误，有几分是这个世界的错误——它像碾在大草原青草上的包着铁皮的大蓬车轱辘，吱吱呀呀前行”。当我读到此处时，我记起了犹他州上空撒骨灰的飞机留下的痕迹也尤如车辙一样，如同人类在月球留下的脚印一样，清晰可见。这是一部令人遗憾的书。
（琼·迪迪恩，1997年10月7日）
逃难的白种人——《朱莱的同类》，南丁·戈迪默着
班·斯梅尔斯和莫琳·斯梅尔斯是南非约翰内斯堡的中产阶级，思想开明的白人，他们的一天以黑人男仆朱莱献上茶盘开始，但是，事情有些不对劲儿，茶具是两只廉价的玻璃杯，还有一点牛奶——装在一只裂了边的破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