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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真她找到一位绝顶的终极目的论者：纳尔逊·迪农。在学术的葡萄园中，和她一起劳动的都是农夫，而纳尔逊不同。他很健美，离经叛道，有女权思想，而且知识面广泛。这个人不仅研究为什么这个世界会令人如此不愉快，而且尽力做一些事情，来改变这种状况。作为一个讲求实际而又成功的乌托邦主义者，他在卡拉哈里沙漠建立起一个神奇的，自给自足的伊甸园，由被剥夺了财产、受侮辱虐待的非洲女人来管理，而且这个伊甸园本身也是为她们设立的。为了证明她的忠诚，足智多谋和忍耐力——也为了证明她有资格成为一个合适的伴侣——她决定独自横跨几百英里的沙漠去寻找他，寻找他的伊甸园。
所有这些都是以一种自由随意的第一人称来叙述的，它显示出作者令人惊叹的才智。读者会强烈感到自己拥有的知识受到拉什先生的小说严格的测试——和扩展。地理，历史，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生物学，流行文化乃至精微的琐事——叙事者和她的爱人迪农对一切展开了充分讨论，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从蝙蝠侃到布尔人，到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又到博茨瓦纳。
叙述本身揭示了女主人公对她和迪农关系的回顾，她的情绪上蠢蠢欲动的平衡。这一策略使她可以无限度地偏离叙述主线，自由发挥，尤其重要的是，她要反思，她要发现她想做的所有事情。如她所说，“进入护城河”，即被这个完美无缺的男人拥抱，被创设的社区接纳，却给她指出，她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已成为一个严重的悖论：虽然她才华横溢，自己的幸福和生活的目的感却依赖于一个男人。
拉什先生在这篇野心勃勃的小说中所作的种种尝试并非都有好结果。像叙事者这样自我意识如此强烈的人，却不能把她的滑稽罗曼史作更深刻的分析，未免让人奇怪。而且在玩弄词藻方面，有时与其说是有趣，不如说让人厌烦。叙述者本身没有名字这一讽喻意义也过于明显。而且作品显得有些散漫芜杂。
但这都是些白璧微瑕。拉什先生针对寻找伴侣这一话题，有着不少睿智的思考。他的小说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在本不该屈服的时候却屈服了。它试图揭示出真爱的本质——如何去定义它，怎么才能知道达到了真爱。
“对我来说，爱就像这样，”叙述者告诉我们，“你处在一个你认为很漂亮的房间里，然后你走人一扇门，在背后关上，发现自己进入另一个房间，它更宽敞，更漂亮，视野更开阔，你在这个房间里感到很幸福。然后你进入另一个房间，在背后关上门，这个房间甚至更好，这个过程一直延续下去，但奇怪的是，虽然你已经历过几次这样的事，但你忘了：每次你的新房间会更精致更漂亮、让人惊喜，但你并未做任何事情值得去享受它——这种情况只是自然发生。你注意到一扇门，进去以后，又一次获得惊喜。”
以上的描述也会适合读者在欣赏拉什先生激情洋溢，光彩照人的文字时的经历。这也是这篇处女小说成功的一个衡量尺度。
（吉姆·谢泼德，1991年9月12日）
关于女人的战争——《后座力》，苏珊·法露迪着
正当安妮塔·希尔的性骚扰指控引起强烈的愤慨之际，这部作品对于任何一个认为她是偏执狂的人来说都令人毛骨悚然。是的，法露迪说，他们在跟踪你。
法露迪在过去的10年里处于她的全盛时期，她揭露那些以种种方式成为“大众智慧”的一部分的学术研究和流行故事。她搜集数据以及有关数据收集者和提供者的信息。法露迪的目光涉及的范围极广，从里根时代的华盛顿到《致命的诱惑》时代的好莱坞，从广告界的布莱克女孩的命运到畅销书《爱得太多的女人》的最后一章。她对于新右派的主张和其得以生存的方式两者之间的差别，有着极其敏锐的洞察力。
但《后座力》并不仅仅是一种修正主义的批评之作——尽管它对大众传媒来讲会是一部极好的书。法露迪也并非与什么人串通一气。
然而，在她的睿智、轻快而又犀利的风格中，法露迪捕捉着负面破坏影响的积累效果，注意力从妇女享有极有限的平等权转移到她们拥有太多的罪恶上面来。在这一过程中，1980年代成为一个生物钟的时代，母亲道路和后女权主义取代了平等权利修正案和女权主义。
然而，《后座力》有时却采用了它所批评的时尚报道的方式。法露迪安排调动她的事实证据，但却漏掉了那些无法适合她的字谜的事实证据，是的，全国广播公司在电视上播放了一个关于护士生的短剧“夜莺”，但却引起了护士的极大愤慨而因此遭到失败。是的，《三十有几》的返乡的女主人公曾满怀希望，然而，她却在她的丈夫迈克尔面对中年危机的时刻离家出走了。
尽管反对派的领袖们力图扭曲和阻止妇女运动，他们却完全不像《后座力》所暗示的那般成功。有反对反对派的呼声存在。始终是在倒退而不是在前进。《希尔玛和路易斯》是有来路的。安妮塔·希尔也是如此。
书中同时缺乏对敌意、伪善和朴素而古老的矛盾心理之间的差别的认识。《后座力》告诉妇女们不可能拥有她们想要的全部，她们甚至根本不说去做如此尝试。但是没有人发明有工作的母亲所感受到的心理矛盾。法露迪对于男人新的运动的阴暗的描绘本可以再灰暗很多。
但是这是一种来自对“美国妇女未宣战的战争”的阵地的报告，它有力而彻底。它不仅仅是是带我们简短地回顾了1980年代的历史。它预示了下一类流行小说的到来。尽管讣文频传，妇女运动却不肯死去而正待复兴。
（艾伦·古特曼，1991年10月27日）
放过马德穆尔特——《重建俄罗斯》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着
《新闻周刊》在1979年曾经出版过一期关于未来10年的专题讨论。在一篇简短的文章当中，我曾经设想了1980年代苏联的解体。我不清楚哪些美国人浏览过这篇文章，但我知道有一位俄国人读过它。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和他的妻子邀请我和我妻子在他的佛蒙特州的靠近卡文迪什的家中共度了一天。
吃完一顿丰盛的、老式的从4点钟就开始的晚餐，在我们将要告辞之时，我问索尔仁尼琴先生，他是否认为自己终究能回到祖国。“我在过去曾经设想在现在这个时候回去。”他回答道。
不管怎样，苏联已经解体。没有人能比亚·索尔仁尼琴更清楚地预见到这一事件。现在他写了一篇简明的，甚至有些地方让人吃惊的文章。在这篇早先发表于1900年9月份的苏联《共青团真理报》的副刊上，由亚里克西斯·克里摩夫精确翻译的“重建俄罗斯”的文章当中，索尔仁尼琴很有启发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更精采的地方，是他关于解体是怎样发生的阐释。
索尔仁尼琴先生以种族渊源是这个时代强大的潜在力量（一个仍被我们称之为“知识社会”所忽视的事实）开始了他的文章。
在20世纪初，民族主义、各民族成立独立国家的要求，席卷欧洲，尤其是在卡布斯堡和罗曼诺夫王朝（还有爱尔兰，挪威和魁北克，我们不用再提下去了）。马克思主义似乎是不经意地参与了进去。民众被鼓动起来。马克思主义者称他们为劳苦大众，世界工人联合起来推翻帝国，沙皇，苏丹和其他什么人。革命前，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中充满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
美国学者坚持认为“自决”这个词，是由伍德罗·威尔逊于1917年首先使用的。但并不是这样，布尔什维克在1903年就使这个词出现在其论坛上（乌克兰人在1945年把它写入了联合国宪章）。斯大林，后来曾任第一任苏俄全国少数民族部部长，在1913年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怎样来对待明格列尔人（Mingrelians），阿布哈兹人（Abkhasians），阿德亚里人（Adjarians），斯瓦涅季亚人（Svanetians）和莱斯格哈人（Lesghians）。
索尔仁尼琴先生的观点是他们必须离开新俄国。
每一个民族，即使是一个最小的民族，也代表了上帝设计的独特的一部分。正如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解释基督的戒律时所写道的：“你必须爱其他民族，就像爱你自己的民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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