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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走冰，慢走泥，刀趁利，火热光。一见这情景，陈晓颖加快了节奏，因为是时候了。
他说：“你对党对人民犯下了重罪，可你的儿子是无辜的。你出事后他很孤独，许多小朋友不同他一起玩了，他主动向学校提出不想再当队干部了。他还不到8岁，这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何等的创伤啊！这对孩子是不公平的。所以你不仅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还要对亲人负责。”
这话说到了他的心里，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儿子。
陈晓颖继续说：“你受党培养教育多年，无论从人性的角度看事物，还是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你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认识。我们的工作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教育、挽救和警示更多的人们不要再搞腐败了。作为一个男子汉，你要有勇气面对现实，向司法机关彻底地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并检举揭发，使那些腐败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这也是替天行道。”
李真仍在思索。但斧利不怕柴纹皱，陈晓颖突然凑近了他，很机密地小声说：“锣鼓不是偷打的。你往境外送两只装钱的箱子，乘的哪次航班，坐在几号位子上，我们都知道。你到香港一下飞机，就把人民币到‘两替屋’换成美元了。”
“两替屋”，兑换行的意思，是香港惯用语。
李真蚂蚱驮砖头——吃不住劲了，慌忙说：“那就是李军看到的，但她不知道那是啥钱。”
陈晓颖等待着，但李真意识到说漏了嘴，不再往下说了。
是追问下去，还是继续等待，或者换个方式等待？陈晓颖决定换个方式等待。
他说：“噢，我们犯规了。不谈案子。吃饭，吃饭去吧！”
李真如同获救了一般。
李真受审纪实17、只差一天
李真差一点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是的，只差一点，具体说就差一天。
本来3月2日他就要到北京参加会议去了，到了北京就进退自如有了回旋的余地，一切为应付突发事件而必备的各种证件、物品都放在了汽车的后备箱里。
但是3月1日下午，他接到通知，让他到省委大院去开会。
为了以防不测，坐的是那部后备箱里装有必备物品的汽车。
已成惊弓之鸟的李真，时刻做好了准备。
出发之前，他向熟人打过好几个电话，问是不是下午要开会，到底有没有这个会。
别人都说不知道。
他就有了警惕——噢，他一直是警惕着的，当时更高了，但仍然还是轻敌了，觉得还不至于吧，可能是个极小范围的会吧，他是经常享受这种待遇的。
开会的消息是午前11点多钟一位省领导打电话通知他的。由省领导亲自打电话通知，时间又这么紧，肯定是个小范围的高级会议，一般的人怎么能有资格参加呢？
的确没有资格参加，只有他有资格。
中央纪委的同志是前一天晚上赶到石家庄的，向省委宣布了“两规”李真的决定。
这个工作做得很隐密，除了省委主要领导知晓外，还有省检察院检察长侯磊知道。是侯磊为上边来的人安排的住处。
这个消息是绝对不能走露的。在对阵双方都认为河北情况复杂的情况下，侯磊是最得上级信任的人之一。
他是个白面书生，笔杆子出身。先为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在全国开创了信息工作的先河，后又到保定任市委书记，政绩卓著，并著有《“一把手”论》，成为许多领导干部案头摆放的教材。1995年调任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廉洁从政，疾恶如仇，查办了许多大案要案。在不利的政治条件下，他讲究斗争策略，不把激烈写在脸上，善于打“堑壕战”。
如果说“黑脸”最突出的特点是刚直不阿，那么他这张白面书生的“白脸”最可取的则是谋略、胆识和智慧。
“白脸”，智慧的象征，并非奸佞者的专利。
检察官的身份加上善于跟腐败和黑恶势力周旋的本领，使侯磊成了李真的天敌。
李真坐着轿车向省委大院驶去的时候，想到了侯磊，想到了来自侯磊方面的威胁。
他掏出手机给北京的一位懂易经的大师打电话，他问：“下午会不会出事？”要求大师立刻卜卦，立刻回答，已经到了关键时刻，粪箕子扣屁股上——等着使（屎）呢。
自从他知道中央纪委调查他的问题后，曾多次找这位大师算卦，预测吉凶。一次他问：“我会不会出事？”大师算后告诉他：“有牢狱之灾。”他又问：“牢狱之灾能不能躲过去？”大师问他：“你的对手是谁？”李真说：“侯磊。”大师算后说：“可能能躲过去。侯磊上面有贵人，你上面也有贵人。你上面的贵人比侯磊上面的贵人大，能躲过去。”
你有你的关门计，我有我的跳墙法。李真当时很得意。但是，真能逃过去吗？现在到了节骨眼儿上，必须请大师再敲定一下。
过了一会儿，大师卜卦完毕，把电话打了过来，肯定地说：“下午没事。”
李真悬着的心落下了一半，驱车进了省委大院，先到别的省委领导的办公室打探了一下消息，见确实没有什么异变，才去了叫他“开会”的地方。
他一进门就笑着对通知他开会的省委负责同志说：“开什么会呀？”
省委负责同志严肃地说：“中央纪委的同志找你核实几个问题。”
巴掌大捂不过天来。贵人哪里去了？
他的脸“唰”地一下白了。
李真受审纪实18、不愿当“0。5％”
经过了最初的一系列惊吓，他终于稳住了阵脚。他自以为树大根粗，铜帮铁底，凭着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里里外外的关系、势力和贵人，他一定能够躲过“牢狱之灾”。船破有帮，帮破有底，完不了！
如果就此完了，那可就太不公平了。
他认为腐败的并非他一人，他们没事，惟独我一个人有事吗？只要不说，只要不彻底暴露，就没有问题。他们没有问题，我也没有问题。这种虚假的局面必须维持下去。
他曾对一位记者说过：“我和一些高干子女交往时，看到他们吃、抽、穿、用极为豪奢，请客送礼非常大方，一出手就是好多钱，眼睛连眨都不眨。时间一长我知道了其中的秘密，他们这些钱多是依靠父母的权力和影响，开公司、做生意，牟取暴利。对此，我既羡慕，又不平，我也握有一定的权力，需要一定层次的交往，既然他们能弄到钱，这样消费，我为何不能？”
推而想之，他们没事，我就应该有事吗？由此坚固了他的抗拒心理。
别人没有暴露，他暴露了。活该他倒霉。但那是一个群体，物伤其类，兔死狐悲。他希望有人来救他。他不交待问题才能救，交待了问题就不好救了。
其实大家都是不说，都是心照不宣，谁不知道对方是腐败的，受贿2000元就算违纪，谁名下没有这个数，恐怕十倍百倍千倍万倍的都不止吧？但有几个自动坦白出来了，自动交待出来了？还不都是说的方的，行的圆的，不仅不坦白、不交待，还要大唱高调，说真方，卖假药。只有如此，才能维持住局面。
“台上讲慷慨正义之词，台下想升官发财之路，平时干肮脏龌龊的勾当。”李真这样概括说。
他还对一位记者说：“你看看，问问，认真了解一下，在干群、党群关系极其紧张的今天，有多少干部真正是急民所急，忧党所忧，又有多少干部为国家的前途担忧？逢年过节，我们的干部都要到贫困县和国企慰问个别过不起节的农民和下岗职工，送这些人一袋面粉，或是100元钱，他们就激动地流泪，喊“共产党万岁”。可他们哪里知道，我们这些干部回到宾馆，喝五粮液，吃鲍鱼，一顿花销的钱不知能让他们用几年。”
绝好的现身说法。
不过别人的环境都比较宽松，因为人家没有被圈起来——圈不了那么多。他被圈起来了，是一个不幸。但心理上的不平衡是消除不了的，所以要抗拒。
他还说过：“现在有问题的干部不少。我记得，1999年一家报纸刊出消息说，我国当年查处厅局级干部184名，挽回经济损失47亿元，这个数仅占干部总数的0。5％。可事实上，有问题的干部要比这个数大得多。我记得当年全国居民储蓄是7000亿元，一位经济界人士曾给我算过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