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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2月8 日，胡志明在写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潘佩珠的组织“唯一的目的是收复被法军所侵占的国
土，他们没有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又很少注意到群众，因而不能形成有力的领导力量”。于是，胡志明多次主动与潘佩
珠商讨越南革命问题，建议潘佩珠修改越南国民党章程，深入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不断壮大革命力量，使越南国民党
成为越南各阶级的革命联盟。潘佩珠接受了胡志明的建议，并准备在1925年召开会议，讨论修订国民党章程的问题。不
幸的是，潘佩珠于1925年5 月11日由杭州赴上海准备回广州时，被法国殖民者逮捕，随即押解回越南，改组国民党一事
遂告流产。
自从潘佩珠被捕后，胡主席即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改组心心社这个团体上，心心社的成员都是一些朝气蓬勃的爱国青
年，胡志明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越南的希望。他多次与心心社的成员进行交谈，向他们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解放
运动的理论，做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帮助他们总结斗争的经验教训，从而取得了心心社成员的信任，经过多次耐
心做工作，胡志明正式将心心社改组为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是越南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为指导的革命组织，是越南共产党的前身。
为了加强对青年进行教育，在胡志明领导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青年》周刊。它用越南
文印刷，从1925年至1927年春，一共出版了88期。在胡志明的具体指导下，《青年》周刊具有内容丰富、针对性强、深
入浅出、通俗易懂的特点。这个刊物的很大一部分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海员工会秘密送回越南，对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动员越南人民开展抗法斗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培养革命骨干，准备日后起义的训练有素的军政干部，从1925年下半年到1927年春，胡志明亲自举办了
三期特别政治训练班。第一期有学员10人，第二期15人，第三期50多人。胡志明十分重视政治训练班的工作，他认为对
干部进行革命思想和道德教育，是建立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的先决条件。因此，在各期的训练班中，胡志明十分注意把
越南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传统同现代工人阶级的彻底革命思想结合起来，对学员进行教育。他把“革命者的人生观”作
为训练班的第一课。他向学员们提出这样的道德观：革命者必须勤俭，大公无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坚决纠正缺点和
错误，不为名，不为利，不居功骄做，不贪图物质享受，为了国家与民族勇于牺牲，胡志明认为，只有具备了这些品质，
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为了把特别政治训练班办好，胡志明十分认真备课，他将自己的讲稿汇编在一起，取名《革命之路》，这个教材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中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胡志明在教材中写道：“要革命首
先要有一个革命的政党，以便在国内动员和组织群众，在国外联络被压迫的民族和各地的无产阶级。党强大了革命才会
成功。正如掌舵的人强，船才驶得好。要使党强大，就必须有马列主义为其指导。党内谁都要了解这个主义，谁都要奉
行这个主义。党如果没有主义，就像人没有头脑，船没有罗盘一样。正如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
的行动。‘“《革命之路》是越南第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它所阐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成为越南革命
的指针。
胡志明在广州成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和举办特别政治训练班，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组织的支持和帮助。应
胡志明的邀请，周恩来、张大雷、陈延年、李富春、彭湃以及领导省港大罢工的一些同志，曾到特别政治训练班讲课，
当时周恩来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利用这个条件，胡志明在举办训练班的同时，还挑选了
一些优秀青年到黄埔军校进修，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学习军事、政治。黎鸿峰、黎广达、武鸿英、张云岭就分别是黄
埔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学员。后来他们都成为越南武装斗争的中坚力量。
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的创立和特别政治训练班的开办，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越南革命青年。许多越南青年冲破了法国
殖民者设置的重重障碍，或从海路，或从陆路，来到广州，来到胡志明的身边，参加训练班，加入同志会。他们之中有
陈富、阮良阴、黄文欢、范文同等，黄文欢是1926年到广州参加胡志明主持的政治训练班的，当时，他和一批越南革命
青年，避开了法国殖民当局的哨卡，翻过越中边界的几座山头，来到广西的龙州，再从龙州乘小火轮经南宁、梧州去广
州。黄文欢回忆说：“那时候，中越两国的革命者真是志同道合，亲如兄弟。当时政治训练班没有饭堂，我们每天都来
农讲所吃饭，常常和中国同志一起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另一名学员黎孟桢回忆说：“训练
班结束时，我们都加入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我们瞻仰了范鸿泰烈士墓，并在墓前宣誓：”我们即使牺牲生命，也愿
为祖国效力。‘随后，大部分学员回国。“
胡志明在广州举办的政治训练班，在越南革命史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为越南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这些骨
干在学习结束后，有组织地秘密回到越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动和组织群众，壮大革命组织，开展抗法斗争，从
而推动越南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到1923年底，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在各地发展的会员已经有2000人。
而这个时期，在越南国内，工人阶级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从1919年到1929年的10年间，
越南工人阶级的人数由10万增至20万，工人群众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运动也在全国各地兴起。如1928年2 月，西贡冰厂
和堤岸碾米厂工人的罢工；3 月，海防法亚石油公司工人罢工；4 月，禄宁橡胶园、边水林业公司、海防水泥厂工人罢
工；5 月，西贡“波戴”公司工人、河内面包公司工人罢工；11月，南定纱厂工人罢工，到1929年，工人运动更加高涨，
罢工斗争接连发生，而且波及到了农村。许多地方的农民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减轻谣役和租税。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
表明越南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
1929年，在越南北部，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的一些成员组成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给自己确定了筹备成立共产
党的任务。1929年5 月，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在香港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越南北方代表团，提出了解散越南青年革
命同志会，成立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建议。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大会的采纳，北部代表便与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决裂，退出
大会，回到越南，于1929年6 月成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总部决定另建一个共产主
义组织，于是，安南共产党于1929年10月成立，其成员主要是南部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会员。而原来活动于中部和南
部属于“新越党”的一部分进步分子，也组成了新越共产主义联盟。这个组织于1926年6 月成立，1930年1 月改称“印
度支那共产主义联盟”。
这样，从1929年下半年起，在越南就有三个共产主义组织各自活动。它们都自认为只有本身才是真正革命的。这三
个组织互相攻奸，竞相争夺群众，并且都设法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显然，这种情况不利于革命斗争，只有把这三个分
散的组织统一成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党，才能有效地担负起领导革命的任务。共产国际看到了这种分裂和宗派主义将
会给越南的革命带来的危害，及时地向越南各个共产主义组织发出了一项重要指示。指示说：“当工农群众运动正在日
益发展的时候，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党，对印度支那的前途是非常有害的。”因此，“全体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者最重要和
最迫切的任务是成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一个具有印度支那的群众性质的党”。
随后，胡志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于1929年10月由泰国赴中国香港，准备以共产国际东方部委员和东南亚司负责
人的资格召集会议，将越南的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