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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5。9，第1 — 7页。关于尸体防腐的情况，见《后汉书》卷十下，第442
页注5。
① 关于两件从满城残存品复原的玉衣，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发掘队：《满城汉墓发掘纪要》，载
《考古》，1972。1，第14—15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局：《满城汉墓发掘报告》
（北京，1980）第1 卷，第344—357 页；第2 卷，图版225—243 。关于根据社会地位制作玉衣的规定，
见《后汉志》（志）卷六，第3141、3152 页。
② 萨尔莫尼：《鹿角和舌头》；以上注13。
③ 见孙作云：《马王堆一号汉墓漆棺画考释》，载《考古》，1973。4，第247 页图1，第249 页图2，图版
4 — 5；湖南省博物馆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第1 卷，图17—21。
④ 洛阳一座西汉墓的墙上有山羊头的像，见《文物精华》，3 （1964 年），第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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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转的无穷尽的力量的符号安放在死者周围，以便给死者带来吉祥。这类画
的最简单的形式可以用成对的伏羲和女娲这两个形象为例，由于他们的结
合，宇宙才得以存在。这两个形象常以他们各自的属性来表示：以日、乌或
⑤
一只圆规来表示伏羲；以月、兔 （或赡蜍）或三角形表示女娲。为同一目的
设计的一套更为复杂的象征是充当五行中四个行的符号的四种动物：青龙、
朱雀、白虎和玄武。每种动物被安置在墓冢中应占的角落，即各占东、南、
西、北一角，以保证尸体被宇宙进程中适当的象征物所围绕。
但是，表达这种象征主义的最惹人注目、最优美和最完善的手段也许是
埋在墓中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铜镜。这些镜子具有一套特有的线状标志 （被称
①
为规矩纹镜），还有宇宙12等分的符号。这12个符号与上述四个表示动物
的标志相辅相成。它们围绕镜子中心排列成正方形，镜子中心成为五行中第
五行的象征性表现，其形状宛如代表地的土丘。因此，这个体制把宇宙的两
种解释——一种是把宇宙分成12部分，另一种是承认五行的五种作用因素—
—结合起来。这种设计是两种体系完全调和的象征，其用意是据此死者被置
于宇宙中最完美、最吉祥的环境之中。
这种规矩纹铜镜除了成为这种类型的护符外，上面还有整套象征人死后
的未来的图形。这些图形表示灵魂通过腾云驾雾，达到其归宿的仙境的路程；
在那里还可遇到一些半人半神的小神灵。在这些镜子的最完整的实物中，上
面的铭文明确地阐述了这些符号的意图，并表达了它们将保护死者无危险威
胁的用心。有的铭文描述了阴间神灵的习惯。
这样，这种规矩纹铜镜充当了最有力的物质象征。宇宙中12分体制和五
行体制不提人死后的结局，而这些铜镜则把这两种体制与达到不朽境界的直
接方式联系了起来。这样，对来世的信仰就与存在论相一致了。由于这些青
铜镜的形状和构造，它们还导致一种工具 （式）的产生，这种工具在日常生
②
活中用来确定个人在宇宙运行秩序中的地位。通过这些符号的结合，铜镜表
示已保证把死者置于最合适的宇宙环境之中。
有些最优美的和它们的图象表达得最为正确的规矩纹铜镜是在短命的王
莽王朝 （公元9—23年）制作的。在以后几十年，中国艺术家的注意力开始
转向西方仙境。于是在墓的浅浮雕或在少数铜镜上可以看到一种不同的象征
符号，它们旨在表现护送灵魂安全地达到西王母主宰的仙境的情况。虽然不
能确定绝大部分的实物的日期，但幸运的是，根据墓主有姓名可查和建墓日
期也可确定的墓的形式，现在有足够的材料可以作出一个通过对墓的风格的
研究来加以证实的总的结论。由此可以定出一个年代的序列，从中可以看出
中国的艺术家们设想死者的灵魂进入仙境的不同的方式。
在秦代，也许在汉代开国的头一个世纪中，注意力集中在东方仙境上。
到王莽时代，通过适当的护符形式对宇宙进行思考显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最后，也许从公元100年起，注意力转到表现西王母及其仙境的方面。由于
她一直用来装饰的特有的头饰或王冠，她很容易在石雕上认出。一般地说，
⑤ 关于伏羲和女娲的形象，见郑德昆：《阴阳五行和汉代艺术》，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0 （1957），
第182 页；芬斯特布施：《汉史概要及题材索引》的条目；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第41 页图9。
① 关于铜镜的详细描述，见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第60—85 页；图版10，12—14 有特别精致的图
例。
② 见本章《方法》和注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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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一批特别的侍从伴随，其中包括一只兔子、一只蟾蜍、一只九尾狐和一
只三足乌 （有时则是三只乌）。有的画上，西王母坐在可能用来表示宇宙之
树的柱顶的宝座上；在少数精选的画上，有西王母与东王公相会的情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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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主权的概念
我们在前面各章中引用了许多对中国政治理想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的事
件和决定：这种政治理想就是要求实现由一位公认的皇帝在中央统治着一个
统一的大帝国，他的皇权的合法性不容许受到另一个敌对的政权的挑战。为
了达到这个政治理想并且在实践中维护它，中国的历代政府几乎都认为必须
求助于宗教的和文化的权威力量，这甚至在中华帝国肇始之初的秦代那些务
实的政治家中已可见其大概了。
例如，这种需要可见之于他们精心地挑选“皇帝”（emperor）一词作为
其恰当的称号；后来又采用水德、土德或火德作为某一个朝代的当行之运。①
这一原则也见之于人们常常援引自然的特异事件，或者作为向当时政权所显
②
示的祥瑞，或者作为迫使其改弦更张的上天示警。这也表明人们何以要作出
种种努力以说明，王朝必须按照上天韵律的要求进行更迭或者延续的原故。
③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试图说明所涉及的某些观念，并把它们放在它们文化
背景之下予以申论。
① 见上面第1 章《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和《前221 年水德的采用》；第2 章《知识和宗教方面的支撑》；
第3 章《王莽的崛起》；第5 章《叛乱和战争》和《王朝与形而上学》。
② 见毕汉斯：《〈前汉书〉各种凶兆的解释》，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3 （1950），第127—143
页；前面第5 章《王朝与形而上学》；第12 章《董仲舒和天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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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的改变：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
汉朝遗留给后世继承者的主要遗产之一便是它显示了皇权政府的一种应
予尊重的工具；政治家们对于皇权的服务应该出以忠诚，并且在服务中对把
他们培育起来的伦理道德的理想给予应有的尊敬。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原则—
—有些原则是互相矛盾的——是在这种观念被接受的过程中被包容进来的。
公元前221年所提出来的自鸣得意的皇权权利与公元220年承认皇权的必要
性这一信条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最初，由于征服了各敌对国家，攫得了领土，并从中央进行着管理，
只要专门刻之于石以宣告新帝国的建立就足够了。但是，在公元220年为魏
文帝曹丕登极时所颁布的文告中，在其庄严隆重的宗教仪式上却必须指明，
他的即位是按照神灵的意志行事的，因为神灵有充分的权力来罢黜汉朝的最
后的一位皇帝，从而为魏室的兴起铺平了道路。①
秦帝国作为能够发号施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