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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
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这又是钱先生的风格。其实，
钱先生在初版的“志谢”文字中已很“原则”地说过，一是几篇发表过的曾
和孙大雨、戴望舒、沈从文、孙毓棠各位先生所主编或筹备的刊物有过关系，
二是陈鳞瑞、李健吾先生审阅全书并在出版和印刷方面给予了帮助，三是由
杨绛先生编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再版时曾述及《写在人生边上》
的版本情况：“上海开明书店1941 年初版；1982 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纳入《上
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1988 年台北书林出版公司又收载《钱钟书作品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未作文字改动，依据的是钱先生修改过的1982 年版。
钱先生重印本序说：“我硬了头皮，重看这两本书（另一本是《人？兽？鬼》，
笔者注）；控制着手笔，只修改少量字句。它们多少已演变为历史性的资料
了，不容许我痛删畅添或压根儿改写。但它们总算属于我的名下，我还保存
一点主权，不妨零星枝节地削补。”1995 年河北教育出版社重印“中国现代
小品经典”，收入《写在人生边上》，编者在书后说明“本书根据上海开明
书店1948 年9 月4 版重新排印，作者对文字略有修改。”此说有些模糊，所
谓“略有修改”是否指1982 年的那修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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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钱钟书先生散文，余光中先生和董桥先生都有过引人注目的评价。
余氏《剪掉散文的辫子》说，面对学者散文，“我们好像变成面对歌德的艾
克尔曼（J。P。 Ecker…mann），或是恭聆约翰生博士的鲍斯威尔（ James
Boswell）。有时候，这个智慧的声音变得犀利而辛辣像史威夫特，例如钱钟
书”。董桥先生则在《不甘心于美丽》的访谈中说：“钱先生的识见我是绝
对崇拜的，但油和顺的笔触，在我个人并不欣赏。”我想再补充两点：所谓
“边上”未尝不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立场；我私下里把《写在人生边上》看作
《围城》的“小引”。
《流言》
如果要找出“意义”相反的书，我想，一部是沈从文的《湘行散记》，
一部则是张爱玲的《流言》；沈从文为“橹歌”而动容，张爱玲则喜欢听“市
声”，《湘行散记》为“橹歌”，《流言》是“市声”。虽说“京”“海”
之间有“冲突”，但不妨碍“并存”。 1933 年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
时，13 岁的张爱玲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读书，是年她在女校年刊《凤藻》上
发表习作《迟暮》。张爱玲中学时代最喜欢的先生汪宏声作《记张爱玲》叙
述老师对学生的印象。水晶1971 年8 月发表的《夜访张爱玲》有一段说到张
爱玲对沈从文的评价：“她说非常喜欢阅读沈从文的作品，这样好的一位文
体家。我说沈的短篇不错，有些地方简直就是杜斯妥也夫斯基，她听着笑了
起来。”这么多年来，围绕张爱玲评价的一个分歧大概就是她在“五四”新
文学传统之外。有时褒她贬她都与这样一个位置有关。看水晶的文章，发现
张爱玲本人也因此苦恼。水晶写道：“谈到她自己作品流传的问题她说感到
非常的uncer… tain（不确定），因为似乎从‘五四’一开始就让几个作家
决定了一切，后来的人根本就不被重视。她开始写作的时候，便感到这层困
恼，现在困恼是越来越深了。”而现在的张爱玲不是不被重视，差不多要被
一些人“炒”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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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言》是张爱玲的第一部散文集，1944 年冬由中国科学出版公司出
版，作者本人设计的封面。张爱玲颇有绘画的才能，曾经有学者建议不妨编
一本《张爱玲速写插图集》之类的书。一部《流言》为现代散文留下了似乎
说不尽的话题。集中的一些文章发表时，苏青主编的《天地》月刊就有圈点：
“在三期刊载之《公寓生活记趣》亦饶有风趣。”“张爱玲女士的《烬余录》
描摹香港战时状态，淋漓尽致，非身历其境者不能道出。”“今日编者更有
好消息可以抢先报告，原来张女士又集其年来所写的散文郑重付刊了，书名
《流言》，预料出版后的畅销情况又必空前的。本期所刊《谈跳舞一文》，
其艺术见解自有独到之处，幸读者诸君之精于此道者多注意焉。”《流言》
再版时，《天地》又有预告：“本书所载各篇，思想巧妙，文笔幽丽，如溪
水之潺缓，如月下梵和琳独奏，凄迷动人。附画多幅，亦饶风趣”。关于张
爱玲的创作，我很注意作家的议论，觉得他们不受理论束缚，艺术感悟也好。
陈若曦《张爱玲一瞥》追忆读《流言》的感受：“大学一年级时，偶然在同
学家的旧书堆里翻出一本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来。回去连夜读完，熄灯
上床时，天已亮了。《流言》读起来总觉得神笔迭出，处处异想天开，作者
的才气、异秉泛滥在纸上，真是十几年来我仅见的一部最好的散文集。其实
文笔还在其次，主要是张爱玲这个人本身太突出了，她是既敏锐又尖刻，任
性而又坦白。《流言》里几幅仕女的速写更是神笔，有几幅讥讽那些姨太太，
外国太太之流的，看了简直要喷饭。卷首的著者近影给我印象更深，那幅像
充满了生命的跳跃。”我以为这是评价《流言》比较“到位”的文字之一。
如果把散文分成“此岸性”与“彼岸性”两类，张爱玲的散文属于前者。
“此岸性”可否说是张爱玲散文的“本体性”？她没有置身于对彼岸超验的
冥想中，她在一“出道”时似乎就穿透了人生，无奈地感受到挣不脱时代的
梦魇，但她不拒绝现实，更愿意“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找
实际的人生”。她毫不犹豫地接纳世俗，在此过程中可能会藏垢纳污，但没
有同流合污。由“此在”的人生状态出发，她的散文没有宗教感，但并不缺
少“人的成份”。张爱玲用散文和小说确立了在五四新文学传统之外的另外
一种介入生活的方式。她这样说自己的文章：“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
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
中的客观题材。”这是张氏非常著名的一个观念。其实，并不是没有这样集
中的客观题材，却与张氏的人生观与她对文学理解有关。她继续说，她注重
人生安稳、和谐的一面，而非人生飞扬的一面，“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
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
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张爱玲在某种局限中完成了一次意义的超越，在传
统与现实、中与西的冲突中完成了一次价值的超越。张爱玲因此被遗忘又被
记起。大家都说了张爱玲许多话，也许可能都是“流言”。
《雅舍小品》
“闲云野鹤”式的文字在今天几乎已成为时尚，这可能也是梁实秋先生
始料未及的。雅与俗之间有时只隔一层纸。《雅舍小品》的写作，与文坛那
场“抗战无关论”公案有关，这桩公案已大致可以说清，就不再赘述，关于
《雅舍小品》的写作，龚业雅序云：“二十八年，实秋入蜀，居住在北碚雅
舍的时候最久，他久已不写小品文，许多年来只是潜心于读书译作，入蜀后，
流离贫病，读书译作也不能像从前那样进行。刘英士在重庆办星期评论，邀
他写稿，‘与抗战有关的’他不会写，也不需要他来写，他用笔名一连写了
十篇，即名为《雅舍小品》。刊物停办，他又写了十篇，散见于当时渝、昆
等处。战事结束后，他归隐故乡，应张纯明之邀，在《世纪评论》又陆续发
表了十四篇，一直沿用《雅舍小品》的名义，因为这四个字已为不少的读者
所熟知。”此后几十年，又有《雅舍小品》续集、三集和四集问世，合集收
小品共143 篇。梁实秋先生是在“雅舍”里出不来了，而我们不必全跟着进
去，后来的三集，是梁氏风格的巩固和惯性，《雅舍小品》的人文意义，审
美价值是在续集前确立的，续集后的作品可能更宜欣赏、把玩但已是定势中
的一种自我仿制。从1939 年写作“雅舍小品”到1986 年出四集，几乎是半
个世纪的时间跨度，梁实秋仍然从容如初，平和如初，整齐如初，这也是耐
人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