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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爹、老娘搬到高干病房后，明显好转。不管什么伤病，三分治疗，七分护理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难民营”，根本没有任何护理可言，希望只能寄托于医生的妙手回春。我不敢说，高干病房使富人或领导人比穷人和普通百姓更长寿，至少对我老爹、老娘是起作用的。通过多次会诊一次手术，老爹再也没有出现昏迷现象，每天比我们还要精神，霸着电视看体育频道，不是护士强制关机，他能看通宵。一个月后，他可以生活自理了，整天嚷嚷出院。老娘也奇迹般好转，虽说不能恢复如初，但柱拐杖走路已不成问题，医生说，拐杖也有希望扔掉。
我不要脸看来是值得的。不过，这一期间，我却度日如年，有点怀念在“难民营”的日子，那时，心无旁骛，只想侍候好父母，恨不得代他们忍受痛苦。搬到高干病房不同了，护士小姐二十四小时轮值，我和哥姐除了陪伴老人说话解闷，或听他们发发脾气外，别的什么也不用操心。大哥和姐姐干脆回去上班，剩下我和住省城的二哥，照样无所事事。我无聊得呼朋唤友，每个周末拉队到艺术学院踢球，还经常跟老同学、老朋友醉生梦死，但我害怕有人问我，做什么工作？到省城有何贵干？第一个问题我答不上，第二个问题倒理直气壮：“陪父母治病！”我是讨厌忙碌，但真正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人，那是非常恐怖的。我最大的烦恼，就是自暴自弃不够彻底，又开始为将来该干什么，冥思苦想、劳精费神。如果离开省城，我去哪呢？有时，甚至希望父母好得慢一点，以便得到一个响亮的借口。
“雷叔，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的。”老洪真的从海口来探望，“你们二老放心，小山跟我们合伙的酒店，生意好得很，最多一两年，咱们把医药费全部还给那位外国同学。等你们全好了，叫小山接你们到海口去，那边空气好、绿化好，人也不多，最适合休养，外国的领导人也常去呢！”
老洪不是一个人，还带来腆着大肚子的江媚眼，两人的嘴巴能说会道，你一言，我一语，煞有介事把我说成他们新酒店的股东，我有苦说不出。如此一来，老爹、老娘才放心我借“外国同学”的钱，不再闹提前出院。两人离开后，老娘问我：“小洪的老婆，不是剧团那个姓江的破……”江媚眼在怀城臭名远扬，我点点头，老爹说道：“破鞋又怎么样？只要能修好，照样可以穿。我那双皮鞋修好后，穿到现在也没丢呢！”他的话，老洪听到，一定感激涕零，我书呆子二哥听到，又要说有哲理了。
随着时间推移，探望的人越来越多，有厂里的，有怀城的，还有哥姐的单位同事，连吕大嘴这厮趁出差机会也来了。许琴又来过两次，她那位男朋友像保镖一样紧紧跟随，每次和我说的话不超过三句。人来人往，老爹、老娘不再感到寂寞，每天都开开心心。然而，肖露露再没有出现，电话也没打一个。宜佳倒是给我打了个电话，解释说自己在外地跑业务，抽不开身。我听得出她在说谎，估计是肖露露下令，不许她到医院来。不过，有一个人来探望，让我大感意外。
“我听说姓雷，又是怀城的，马上想到是你家老爷子。”
张南生站在眼前，吓了我一跳。听他解释说，他在北京干了不到一个月，就给省城的一家大报拉了回来。前几天，我老爹见义勇为的事迹传到这家报社，来了两个记者要采访，我和哥姐当然拒绝，老爹想出名就不会挨这几刀了。他是编辑，记者回去后，无意跟他聊起，所以他来了。
带张南生看过父母，我和他少不了要去喝上几杯小酒。我打算在医院附近随便找个餐馆，他却把我拉上出租车，来到市中心一家高档酒楼里。我说：“你当编辑发财啦？”他认真地道：“你请客！”他好像不高兴，我给他弄得难为情。
酒过三巡，张南生打开话匣：“那天，在我家，临睡时，我跟你说了一句话，还记得吗？”我当然记得：“你说，我虽然是演员，但演技不如你。我心服口服，怎么不记得？”他缓缓摇头：“不是这样的，我错了，演技你照样比我强。”他的态度相当严肃，不是开玩笑。我很奇怪：“干吗突然提起此事？”他又是大摇其头：“有次，我们报道一家民营企业，这家公司从经营模特开始，发展到艺术教育，接着涉足房地产，一步一个脚印，三个项目最后都成了全省名牌。更难得的是，这家公司的创办人，是两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其中一人，当时还是大学生，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他没说完我就知道了，我反问道：“你究竟想说什么？”他长叹一声：“唉，我以为我放弃名牌大学、放弃大城市、放弃优越的工作，故意制造新闻，跑回老家沽名钓誉，已经隐藏得够好了！现在看来，和你相比，天差地远，我那点演技算得了什么？蒙我们村的农民、蒙记者、蒙当官的可以，你却骗过了所有人。谁能想到，一个小地方剧团的演员，居然是坐拥千万的富翁？而且，至今也没人知道你的目的何在？你说，你的演技是不是比我高明？你说，你该不该请我吃这顿饭？”
如果在父母转到高干病房之前，他跟我这么说，我一定以为他吃错药了。而现在，我无法解释，一笑置之，我真希望我有什么崇高的目的，可惜我没有。自斟自饮了一杯后，我说：“我只想在台上演出，从没想过在台下演出。”
“你内疚了吧？”张南生误会了我的意思，“我也内疚，我是夜里偷偷离开村子的，在北京那一段时间，我认为我是一个大骗子。不过，现在我想通了。”他手指酒楼外拥挤的行人，“你看，这么多人，表面上没多大区别，但他们是不同的，有的是清朝的，有是民国的，有的是反右四清时期的，有的是文革的，真正二十一世纪的人，恐怕不到三分之一。我做戏，骗不了这三分之一，但还是能骗过大多数，而且，这个大多数绝对接受我，不会认为我是骗子，我只不过把一部分人拉近二十一世纪。我的方法是投机，可我强过那些指责我，且自以为是的精英，他们不屑与我为伍，永远居高临下，仅仅把落伍的大多数当写文章的内容，或挑战政治的工具，从不打算为这些人做点实事。看看电视上、报刊上，春风得意的精英们，满嘴‘弱势群体’，把自己打扮成‘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其实，恰恰是他们造成了‘弱势群体’的产生，他们才是真正的欺世盗名之辈。所以，我现在问心无愧了。”
张南生的慷慨陈词，与我“扮演”的那位“韦公子”惊人的相似，尽管他不是高干子弟，但他何尝不是以精英自居？我讨厌精英，所谓精英，不管是政治、经济、学术、各行各业的，身上总带有浓厚的权利色彩，和当官的是一丘之貉，都是为了控制别人，方式不同而已。跟我同甘共苦、同床共枕三年的人想控制我，我也不答应，何况是可恶的精英了。他不内疚的经验，我无法借鉴，相反，发现与精英坐在一起，我的酒再也喝不下。
告别时，张南生说：“你变深沉了。”我说：“我在演戏。”，以后，我没再跟他联系。
转眼三个多月过去，医生同意老爹、老娘出院了。大哥、大嫂开来一辆车，把他们接回家赡养。我在省城的使命结束了，昨天，老爹临走前对我：“好好回海口打理酒店，不用着急，我死之前你能还清这笔债，就是我们全家的伟大胜利。”
老爹的话提醒了我，应该去干什么？我要回海口，不是去打理酒店，而是货真价实把美食城买下来。肖露露按“商业原则”给我的卡，买下十个美食城都绰绰有余。张南生说的对，我是个富翁，虽然我自己从没意识到。小时候，我在厂里捡到十块钱，请了几个同学，痛痛快快喝了一次汽水。我老爹知道后，差点打烂我的屁股。当时，十块钱非同小可，工人阶级又开始走下坡路，失主不难找到。老爹把我当小偷处理，他赔了人家的钱，还要我上门赔礼道歉。有了这次教训，我后来成了拾金不昧的好学生。肖露露给的卡让我想起那十块钱，可是，我既然用来给父母治病了，为什么不能花在别的地方呢？反正不要脸了，最多被她看成烂人一个，大不了，永远不再见她。
我订了去海口的机票，只在省城多停留一晚，千不该万不该给宜佳打电话，我想跟她道别，谁知不到十分钟，她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