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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4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不同的时段播出了三种不同的结局，米尔格兰姆精心设计了一种巧妙的方式去衡量不同节目对观众行为的影响。在节目播出前，他给住在纽约市和圣路易斯市的数千人寄去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们已被选中参加一个市场调查，并要求他们在指定的时间观看某一集《医疗中心》。然后再请他们完成一份和节目中的人物以及节目间隙插播的广告有关的调查问卷。信中还说，如果在节目播出后寄回完整填写的问卷，就可获赠一台新收音机，观众可以自己到市中心的“礼品配送中心”领取收音机。
事实上，“礼品配送中心”是一个冒牌的仓库，里面有很多演员，还暗中架设了几台摄像机。当观众抵达时，他们会走进一间空空荡荡的办公室，并看到以下的启事：
我们已经没有收音机赠送给您了。配送中心目前已关闭，具体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唐突的告示和收音机的短缺其实都是精心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激怒参与者。房间的一面墙边还放着一个捐款箱。箱子里已经堆满了现金，对于有不良企图的人来说绝对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实验者甚至还刻意让一张1美元的钞票悬在了捐款箱的外面，目的就是诱使人们去砸开捐款箱。这个聪明的设计让米尔格兰姆得以观察看过戴斯蒙德从捐款箱里偷钱的观众是不是更有可能犯罪。几分钟后，参与者会试图转身离开那栋建筑，可是发现刚才进来的那扇门已经被锁上了，于是只能沿着一系列出口标志往外走。这些标志会把参与者带进一个小房间，他们在那里会遇到一名工作人员，后者会向他们解释说事实上还有收音机，并把参与者应得的礼物送到他们手中。
大约有1000名观众到礼物配送中心领取收音机。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是一集中立的《医疗中心》和汤姆偷钱且被抓住的那一集。9％观看中立结局的参与者拿走了悬在捐款箱外面的钞票或者砸碎了捐款箱。那么观看汤姆偷钱并受到惩罚会增加参与者偷窃的可能性吗？事实上，这种结局看起来会让人们变得稍微诚实一点儿，只有4％的参与者拿走了悬着的钞票或砸碎了捐款箱。在圣路易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的是中立的结局和汤姆犯罪但未受到惩罚的结局。大约只有2％观看中立结局的参与者表现出了不诚实的行为，看到汤姆偷钱但未被警察逮住的参与者中有3％表现出了不诚实的行为。
由于担心观众观看电视节目和去礼物配送中心之间的时间间隔太长，从而对实验结果造成潜在的影响，米尔格兰姆又在消除了时间间隔的情况下重新做了一次实验。在这项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给纽约时代广场地区的人发放“观赏彩色电视预告片的免费票”。接受免费票的人会被带到附近建筑内的一个房间里，房间里只有一台电视机、一把椅子和一个捐款箱。参与者会被单独留在房间里观看特别为《医疗中心》中的一集拍摄的结局，研究人员会在暗中观察他们会不会拿走捐款箱里的钱。结果证明，这次实验并不成功。大部分接受免费票的人是酗酒者、吸毒者和无家可归的人（有几个人甚至询问他们是否可以睡在实验室里），而且后续出现的反社会行为（比如参与者随地小便和威胁工作人员）迫使实验不得不提早结束。据我所知，这是唯一一个以研究反社会行为心理为目的却因反社会行为中止的实验。
米尔格兰姆花费巨资和精心策划的广泛研究显示，电视节目对公众的行为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个研究结果引发了一些争议，有些人主张这是反对以任何形式的立法规范电视节目的决定性证据，另一些人则对米尔格兰姆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批评，并主张应该建立电视节目审查制度。
这次大规模的电视实验并不是米尔格兰姆唯一一次探究亲社会和反社会行为。他的另一项贡献影响力更大，而且他所设计的那种研究方法至今仍被世界各地的心理学家广泛使用。米尔格兰姆的点子本身很简单，和不经意地在大街上丢信封的举动有关。＇31＇
丢信封和纳粹党的朋友
1963年，米尔格兰姆和他的研究助理看似漫无目的地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十个街区游荡，但暗中却在电话亭里、人行道上和商店里丢下了300个信封。信封上地址的第一行写着“纳粹党的朋友”、“独裁党的朋友”或者“医学研究协会”，其他行的地址都一样，都是康涅狄格州的一个邮政信箱。米尔格兰姆认为，当人们觉得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信封上所列的组织时，他们就更有可能把它捡起来并投入邮筒。结果证明米尔格兰姆猜的没错。70％地址栏中写着“医学研究协会”的信封被寄回了，而那些写着“纳粹党的朋友”或“独裁党的朋友”的信封被寄回的比例仅为25％。
研究结果显示，只要使用这个简单的技巧，就可以在不问人们任何问题的情况下衡量出大众的观点。这么做可以巧妙地发现人们对某个问题的真实想法，所以根本无需依赖那些并不可靠的调查和民意测验。
然而，这个技巧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米尔格兰姆担心散发那么多写给纳粹组织和独裁组织的信封可能会引起公众和警察的怀疑。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他在研究项目启动之前跟美国联邦调查局取得了联系，并把研究项目的详细情况告诉了他们。结果证明米尔格兰姆的谨慎做法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当他在实验结束后再次给联邦调查局打电话时，他们的特工说不记得接过米尔格兰姆的电话，并暗示说目前已经有大批特工正在调查此事。联邦调查局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所在。米尔格兰姆还提到，参与项目的研究人员也有诸多抱怨，说为了确保信封的散发地点达到理想状态他们不得不走很远的路，结果累得双脚酸疼不已。更糟糕的是，刚刚丢下的信封常常被“好心的”的路人发现，他们总会把它捡起来然后交还给实验者。
不过，由于这些实验技巧看起来很有潜力，所以米尔格兰姆设计并测试了很多方法去克服这些问题。比如说，他曾尝试在行驶中的汽车上散发信封。为了避免引起怀疑，这种做法只适合在夜间采用，结果导致这些信封的落点并不是实验者所期望的，而且还常常正面朝下。米尔格兰姆并没有就此灰心丧气，他又租用了一架轻型飞机，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上空投下了数百个信封。结果证明这种做法也不成功。很多信封最后挂在了树上或落在了屋顶上。最糟糕的是，有些信封竟然飘进了飞机的副翼里，从而危及到了飞行员和研究人员的安全。
尽管遇到了这些挫折，米尔格兰姆还是把丢信封的方法用到了其他一些研究中。比如说，他曾用此方法衡量过北卡罗来纳州白人或黑人居多的住宅区里种族偏见的程度。在另一项研究中，他成功地借用这种技巧去预估1964年总统大选的结果，当时的两名候选人分别是戈德华特和约翰逊（虽然他大大低估了约翰逊获胜的比例）。
直到今天，社会心理学家还在使用这种技巧探究大众在诸多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其中包括克林顿的弹劾案＇32＇、同性恋问题、堕胎、阿以关系＇33＇，以及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对彼此的态度。1999年，一个名叫卢卡斯·汉夫特的学生做了一项大型实验，在曼哈顿和纳苏郡丢下了1600个信封，收件人分别是支持和反对同性恋结婚的虚拟组织。结果显示，与住在郊区的人相比，那些住在城市里的人观念比较开放。不过，汉夫特也经历了米尔格兰姆曾经遇到过的很多问题，比如说，就曾有人威胁说要以乱丢垃圾为由逮捕他。
多年来，心理学家对最初的丢信封技巧做了一些改良，并采用新的技巧去衡量不同社区和国家的助人为乐水平。这些后续研究的结果已经帮助人们分辨出了谁肯伸出援手以及在何时会这么乐善好施。有些最有趣的实验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在公众心目中最乐于助人的一群人——虔诚的宗教信徒。
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寓言和其他宗教神话
探究宗教和助人为乐关系的研究结果显示，通常来说，信奉宗教的人常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34＇不过，此领域内一些更为搞怪的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是这些乐善好施的行为是否能够始终如一。
20世纪70年代，伊利诺伊州密利克大学的心理学家戈登·福布斯和他的同事们想要弄明白哪个宗教团体最乐善好施，哪个最不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