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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是帮助外国商人剥削各国人民的谬论，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慨，严厉批评说：这么说的人，硬是想要我们吃大亏，外国资本家赚大钱。在他和周恩来部署下，工艺美术品、农产品等出口生产基地得到了较快恢复。1972年9月，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在北京开幕，历时4个多月。为了扩大加工出口，外贸部门利用国际市场上棉布价格较高、棉花价格较低，而国内棉花歉收、加工能力较强的时机，进口一批棉花，加工成棉布后出口，既解决了国内的棉布紧缺，又赚取了外汇，同时还使国内人民增加了收入。但是，有人却认为，这样做是依靠外国，不是自力更生。陈云经过调查研究后，坚决地指出：我们是要自力更生的，但是要做到完全用自己的棉花需要很长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间时，他还考虑到在整个外贸进出口安排上，都应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加工成品出口，如进口化肥和设备，增产粮食，再出口大米、肉类，要长期搞，这样搞是合理的。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这一时期，周恩来开始注意台湾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的做法。1972年4月他接见广交会代表时，询问了台湾产品加工出口情况，说：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
我们这样伟大的人民，出口才比台湾多十亿，不值得骄傲。
1973年6月29日他接见美国银行家洛克菲勒时说：通过两国银行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我们过去不会运用银行……我很直率地说，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他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10月31日至11月3日他和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会谈时，再次表示赞许台湾吸引外资带着原料去建厂，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劳务费，然后把商品回销外国的做法。
由于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当时占有统治地位，不能直接引进外国资金，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成为大好形势的标准。周恩来建立经济特区、引迸外资和来料加工的设想不可能付诸实践，甚至在口头上也不能予以提倡。但是，他的这一思想对后来的中国经济开放产生了重要的探索作用。
在中共十大后结成四人帮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对这次开拓对外引进工作竭力反对，设置重重障碍。1974年2月，江青到四机部讲话，说美国康宁公司送给中国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的蜗牛礼品是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还指责引进这条生产线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6月，王洪文又在几封来信上批示，污蔑向国外买船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在他们的破坏下，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项目被迫中断。1976年3月13日、5月31日、6月25日，国家计委三次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当时正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四人帮乘机大肆攻击邓小平和国务院。张春桥批判四三方案说：大项目进口多了，挤在一起，在政治局内部有资产阶级，有买办资产阶级。华国锋反驳说，进口大项目是经毛主席批准的，不能说不对，不能批过了头。张跳起来说：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你们总是拿主席压人。江青索性破口大骂：真是洋奴、买办、汉奸！浏B文元立即附和：中国蒡动人民的果实，部分送给了外国资本家。周恩来、李先念、邓小平等人对四人帮的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经周恩来指示，外事部门查清所谓蜗牛事件不过是正常的礼节往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收回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的一起阴谋。陈云针对江青反革命集团挥舞的洋奴哲学棍子和极左清规戒律，坚决表示，在外贸工作中，要把一些界线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与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中提出，要把引进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列为加快工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要多争取出口一些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可以采取补偿贸易这个大政策。
在周恩来、李先念、陈云等人的领导和斗争下，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三五计划时期我国外贸部门进出口贸易总额只有2145亿美元，四五计划时期已经达到5145亿美元，增长了13。99％。四五计划时期年均贸易总额为1029亿美元，相当于1950年至1970年21年年垧329亿美元的三倍。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引进，促进了国内基础工业，尤其是冶金、化肥、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为我国80年代经济建设的腾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外贸出口创汇也得到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国外成套设备的引进。
三五、四五时期对外经济工作的另一个特点，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大幅度增加。
其中额度最大的是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对亚洲、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如援助坦桑尼亚、赞比亚修建坦赞铁路等，也在中国的援助计划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些援助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绝大部分是无偿的。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以后，国际地位显着提高，要求中国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急剧增加。从1971年至1978年，中国共帮助37个国家建成470个项目，超过1955年至1970年16年建成项目的总和；成套项目援助支出比前16年的总和增加109％。在此期间，我国对外经济援助的支出为1950年至1970年对外经济援助支出总和的159％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援助多数是必要的，起到了打破外国敌对势力孤立中国阴谋、支援第三世界人民解放斗争的作用。但是，由于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援外工作中也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如单纯认为援助是支援世界革命，越多、越不讲条件就越革命，在国家经济力量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很低的情况下，造成了超越国力的困难。越南战争停火后，1973年中国援越经济、军事总金额仍占中国援外的48％，外汇、粮食都占首位。这一年中国对外援助总支出达58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1％。整个三五、四五计划时期，对外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由一五？二五计划时期的15％…10％，上升到四四五时期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农村普及教育事业的起步四五计划的一个历史性起步，是第一次把人口增长指标纳入国家计划，计划生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在此之前，国家只有物质生产计划和其他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而没有人口计划，计划生育由卫生部负责，不视为计划管理内容。1963年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了城市人口增长的指标，但是仍然没有全国的人口计划。三五计划也只提出了计划期末总人口要达到的规模。从四五计划开始，才提出了计划期末人口自然增长率要达到的水平。
1969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座谈会上说：要计划生育，要节育。这件事主席至少讲过三次，一次是订一五计划的时候，一次是大跃进的时候，一次是订三五计划的时候……总之，八亿人口快要到7节育工作一定要抓紧。1970年6月26日同恩来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人员时指出：不能把计划生育和爱国卫生运动放在一起。
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长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1971年国务院51号文件提出了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人口控制指标，要求在四五期间，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左右，农村降到15％以下，原来城乡综合增长率就低的，则不应回升。
6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第一次把这些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此后，历次国家计划均包括有人口指标，使计划生育真正做到名实相符。同年12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根据当时的人口发展目标要求，参照有些地区的实际做法，提出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晚：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后结婚；稀：两胎间隔4年左右；少：一对夫妇不超过两个孩子），使国家的人口计划和家庭的生育计划紧密联结，产生了很好的效益。19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