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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计划时期增长到不正常的871。％导致了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三年经济困难局面。三年经济调整时期下降到65。5％，而三五、四五计划时期，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片面理解革命加拼命？先生产后生活，生产积累率又上升到75。4％和77。4％。1976年竟高达这个畸形的比例，使我们的社会功能严重不完整。在建设中，许多厂房、宿舍都采用干打垒的简易土坯房，还有不少企业建在山洞中，阴暗潮湿，严重影响产品质量和职工健康。学校、医院、商店等匮乏，造成职工生活十分困难，人心不稳定。70年代开始注意解决生活欠账，又被地理环境所迫，各个企业为了解决生活需要，都必须拿出资金建设小而全的商店、医院、学校等封闭社会设施，造成重复浪费。以至在80年代还必须偿还以前留T的大量住房、生活必需品、医疗卫生、教育、商业服务等的欠账。
积累率过高的集中表现，是基本建设投资大大增加，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的可能，一五计划时期，国家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376％，这种比较高的比例在有大量苏联援助的工业奠基时期是合适的。二五计划时期提高到46％导致灾难性后果。接受这个教训，三五计划之初，毛泽东曾经提醒注意不要把摊子铺得过大，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将1000多亿的投资计划压缩为850亿。再加上文化大革命
头三年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许多投资无法安排，也客观上减少了基建投资的需求。从19691970年开始，又出现了大幅度增加基建投资的跃进和三个突破，使整个三五计划基建投资仍然超过了原计划总额，国家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四五计划时期更增长到40。2％的高比例，而这时国家因文化大革命国民收入减少，又片面强调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外贸萎缩，缺少外援，援越抗美等对外援助支出却是建国以来最高的。一方面入不敷出，一方面还要增加投资，势必难以为继，影响了国家财政、信贷和外汇收支的平衡，造成国家物资供应的紧张状态。
其次是农、轻、重比例失调。
从三五计划编制开始，对是否把农业放在第一位，认识就存在分歧，最后确定的以战备为中心的方针，实际上使一切让位于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严重挤压了农业和轻工业。即使在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一五计划时期，重工业在基本建设投资中也只占36。1％。而三五、四五两个五年计划中，重工业在基建投资中的比例分别达到51。1％和49。6％，大大超过了一五时期，轻工业在基建投资中比例是建国以来最低的。在工农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总产值由1966年的32。7％上升到1976年的而农业总产值由35。9％下降到30。4％，轻工业总产值由31。4％下降到30。7％。这种后果，一方面使得市场上人民生活用品短缺，另一方面国家依靠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积累资金和出口换汇的能力大大下降。在重工业内部，比例也不平衡，过分强调钢铁和机械制造等加工工业，忽略矿山采掘筹原材料工业。1966年至1976年，我国重工业产值中，制造工业的比重由50。5％上升到52。8％，而原材料工业却从38。3％下降到349％。在农业内部，片面强调学大寨不吃返销粮，以粮为纲。在1976年农业总产值中，农业种植业产值占69。3％，林牧副渔业占30。7％，粮食产值占30％，其他经济作物只有30％。经济结构仍然不合理。
第三是地区投资和布局比例失调。
三五四五时期，中西部地区是投资和建设重点，这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决定的，是必要的。三五计划是三线建设的前一时期，重点在西南、西北地区。据统计，这一时期的内地基本建设投资达到61115亿元，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额的66。8％，其中三线地区的投资为48243亿元，占基建按资总额的52。7％。四五时期是三线建设的后一时期，其重点增加了三西地区，即豫西、鄂西、湘西。这一时期，由于国际局势缓和，三线地区投资的相对数额降低了。据统计，这一时期内地建设投资是亿元，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53。5％，其中的三线投资为69098亿元，占基建投资总额的中国东西部地区差异是长久的自然地理和历史原因造成的，改变这种状况并非一朝一夕，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过于严重地估计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内地战线铺得过大，项目上得过多，时间要求过急，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造成了基建失控和生产资料的严重短缺。第一，为了片面战备的需求，只强调各经济协作区建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忽略了优势互补的原则。第二，片面强调内地的经济发展，而忽视沿海地区的发展，以牺牲沿海地区的内涵再生产为代价盲目追求内地的外延再生产，使得国家缺少了东部再生资金来源，对西部的支持也难以为继。第三，由于片面地使用计划调拨的输血式投资，西部地区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经济活力，一旦外部资金支持减少，仍然不能实现可持续增长，反而成为需要国家长期填补的窟窿。
（三）三五、四五计划的经济效益
这两个计划时期，经济效益下降是十分突出的问题。
第一，全社会综合经济效益指标下降。人均国民收入由一五时期的年均增长66％下降到三五时期的54％和四五时期的32％。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由一五时期的35元下降到三五时期的26元和四五时期的16元。与此相反，成本和浪费却增加了。社会总产值中的物资消耗比重上升，由一五计划时期的上升到三五计划时期的48。1％和四五计划时期的51。8％。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也下降。按全社会劳动者计算的人均创造国民收入一五计划时期为年均增长63％，三年经济调整时期为11。4％，三五、四五计划时期分别下降为44％和32％。
第二，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效益下降。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产值由1966年的1104元下降到1975年的1052元，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利税由1966年的345元下降到1975年的24元，每百元资金利润率由1966年的24。2％下降到1975年的14。1％，每百元资金利税率由1966年的34。5％下降到1975年的22。7％。每百元产值利税率由1966年的31。3％下降到1975年的22第三，基本建设经济效益下降。大中型项目的建设周期，一五时期是65年，三五和四五时期则延长到88年和107年。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率由一五计划时期的15。5％下降为三五计划时期的11。5％和四五计划时期的94％。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由一五计划时期的83。7％下降为三五计划时期的59。5％和四五时期的61。4％。每亿元新增加的生产能力下降，如煤炭开采能力，一五计划时期为1795万吨，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时期分别下降到1314万吨和838万吨。
第三，许多重大项目的完成是靠多投资、大会战和多消耗完成的，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以铁路为例，新建铁路的每公里造价，一五时期为61万元，二五时期为万元，而三五和四五时期竟达到200万元以上；平均每百公里的建成投产工期，年代为17个月，70年代则增加到几十个月。投资系数和投资回收期增加，每增加一元国民收入所需投资数，由一五计划时期的168元增加到三五、四五计划时期的232元和376元。【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在国家对三线地区集中了空前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情况下，全国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却足历史上最低的。三五计划时期为467％，低于一半，甚至比大跃进时期的622％下降四分之一？四五计划时期略有好转，仍然低于大跃进时期不少。三线地区各省份又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国家投资最多的四川，三五时期只有355％，略高于三分之一，是建国以来各地区各个历史时期中最低的。这不能完全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干扰来解释，因为同样在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下，东部地区比全国水平只下降了29％，而三线地区却下降了214％。显然，应该归咎于三五、四五计划中自身存在的种种经济决策问题。因此，当调整四五计划，采取缩短三线建设战线、压缩大批新建项目措施后，全国交付使用率便有了显着提高。
一线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10个省市。三线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湖北、湖南，河南、山西1l个省区。
第四，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从1965至1975年，主要农产品的单位日产量基本上没有变化，除稻谷和玉米的日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