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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战略决策中。
国务院务虚会和全国计划会议对批判四人帮、拨乱反正，推进对外开放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却很有限。关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给予农民和企业生产经营的自主权等方面，还没有达到1956年八大前后探索的水平；对经济工作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改变。这在会后对经济建设造成了不良影响。在国务院务虚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要求i要组织新的大跃进要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为了实现高指标，1978年9月，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的报告，决定1978年再追加48亿元基本建设投资。1978年原计划基本建设投资332亿元，1－8月陆续追加了35亿元。到年底，全年实际投资完成395亿元，比上年增加100亿元。大中型项目，由上年的1433个增加到1723个，进一步拉长了基本建设战线。在引进外资方面，务虚会后加快了引进步伐，有的部门突击签订谈判协议。到年底，共签订78亿美元的协议，主要是化工项目。一些项目没有进行可行性研究，造成了浪费。
三、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
（一）新的治国方略
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遗留了大量的历史问题。其中的是非曲直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判断，政治经济工作的一系列问题都得不到解决，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也不可能改变。
11月10日，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开幕会上，华国锋的讲话没有再提两个凡是，而且较多地讲了实行工作重点转移的必要性，也提出了要大胆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加快我国的建设步伐，要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改进经济管理体制。但是，他没有提指导思想问题，没有提真理标准讨论、思想路线转变的问题，也没有提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问题。在对待历史问题时，仍然沿用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法，提交讨论的有关农业的文件，也仍然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和农业学大寨的思路。情况表明，他是想在不改变指导思想的前提下，来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11月12日，陈云在会上率先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把会议引向了拨乱反正。
陈云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共鸣。经过半个月的讨论，会议对解决文化大革俞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基本上形成了共识，不可避免地提出了思想路线问题。从11月27日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成了会议的主要议题，也就是是否赞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在当时不仅是个哲学理论问题，而是关系解放思想、总结文化大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明确是非、正确处理遗留的各种案件、加速现代化建设的政治问题。
经过尖锐的思想交锋，一些曾对这场讨论的意义认识不足的同志先后有了转变。大家要求中央对这场讨论明确表态，以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指导思想，多数人赞同对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应当重新认识，澄清糊涂观念，是党指导现代化建设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今后除非发生战争，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他的中心。
随着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对其他方面的讨论也不断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贯彻实事求是的方针。在讨论农业文件时，许多同志不满意《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草案）》，认为这个文件回避严峻的现实，空讲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连续几十年的大丰收，没有真正揭露矛盾和总结出经验教训，对现状的估计也不符合实际。在讨论中，对于党在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对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平二调：不从实际出发等教训也提出了看法。陈云提出了关于农业问题的新思路：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2000万吨。他指出：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农民有了粮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都好解决了。此外，还有不少人指出了人民公社体制中的弊端，提出了政社分设的主张。讨论中还针对基建引进中的盲目性、经济结构比例失调等问题提出了调整的建议。
这些意见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也使一些曾经头脑发热的同志冷静下来。国务院开始对国民经济计划进行修改，从而使两年来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倾向开始得到制止。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发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历史转折中最根本的问题，提出了党和国家继续前进的方向和指导思想，清晰地表达了作为新一代中央领导核心的邓小平的治国方略。它宣告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19年后，江泽民在中共十五犬的报告中说：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综上所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关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讨论取得了成功。这就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作出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一系列决策，作好了准备。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决定
历时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第三天，仅仅开了5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决定，确定了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
1关于工作重心转移的决定。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是经济建设。这个认识直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之前，中央领导包括毛泽东都没有动摇过。1962年以后，党的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阶级斗争上来。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力图重新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工作重点。但是随之而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这一努力落空了。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上下普遍要求大力发展生产，使国民经济能够较快恢复和发展。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也是重视抓生产的，但由于左的思想的禁锢和历史的惯性，他当时在指导思想上还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要抓纲治国：
在安排工作时，往往还是把重点放在政治运动上。如在党的十一大报告提出的8项任务，第一项是要把揭批四人帮进行到底，第四项才是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产生种种矛盾。于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就不失时机地从正面提出了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为今后党的工作方针，作出了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说，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
这样，就在实际上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使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2正式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总政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要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地改革，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3今后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1979年6月，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进一步指出，安定团结地发展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