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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相结合的价格管理制度。
3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制度。逐步完善各种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和调节经济运行。
七五期间在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方面的改革目标是：（1）计划工作的重点，要逐步地从直接控制为主转到运用经济政策和经济手段进行间接控制为主的、更全面的宏观管理的轨道上来。（2）进一步合理设置税种和调整税率，逐步过渡到按税种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的体制，税种设置和税率调整，要为合理地调整产业结构服务，为企业平等竞争创造条件。同时要明确划分中央、地方的财政支出范围，做好财政分级管理。（3）中国人民银行要通过综合信贷计划、金融政策、外汇管理和信贷、利率、汇率、准备金等各种调节手段，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和贷款总规模。各专业银行应当坚持企业化的改革方向，逐步办成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同时，改革工资制度，健全经济立法和监督，建立经济信息网络，逐步调整政府经济管理机构。
围绕上述三个方面，配套地搞好计划体制、价格体系、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改草，形成一整套把计划和市场、微观搞活和宏观控制有机结合起来的机制和手段。
关于改革的部署，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改革的步骤同经济建设一样，分为前两年和后三年。在七五前两年，改革的重点要围绕稳定经济的要求，从宏观上加强、完善间接控制体系。要继续落实和完善国务院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各项规定，七五后三年，要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的要求，进一步加强间接控制。在七五计划中，将改革分为三个步骤？七五计划提出，要实现上述改革的任务，基本形成新的经济体制的雏形，大体上要分三步进行改革。第一步，在今后一、两年内，要继续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同时从宏观上加强和完善宏观间接控制体系；第二步，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的要求，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认真搞好生产资料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制度的改革，进一步完善税制，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第三步，逐步建立与新体制相适应的组织机构，进一步解决企业隶属关系和条块分割的问题，最终实现政企职责分开。
然而，七五期间经济形势的发展使得对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安排也不得不进行不断调整。
二、七五期间的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全面实现长远发展战略目标，根本出路在于深入进行改革，对此是有共识的。按照七五计划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和部署，前两年主要是围绕稳定经济的要求，治理宏观经济环境，将六五后期过热的局面降下来，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为改革创造一个宽松的宏观环境。在改革方面先从微观搞活入手。后三年根据具体情况，加快改革步伐，初步奠定新旧体制转换的基础。在实际计划安排上，原本也是这么做的。但是，面对七五期间的经济持续过热，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如何深入进行改革，就成为一个现实的难题。原来设想的先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使社会总供求大体平衡，在国家财政有较多盈余的情况下进行，显得有点理想化。
原来设想先把价格理顺，逐步建立市场体系，由于1988年的价格闯关受挫，也不得不推迟进行。
孤军深入的价格改革的受挫提醒人们，不能就改革论改革，必须把改革与经济发展、与实现计划目标结合起来。只有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也才能真正顺利实现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在改革遭遇困境的关头1988年9月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决定进行治理整顿的同时，对七五期间的改革部署进行了调整。全会指出，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推进相互配套的全面改革。不理顺价格就谈不上真正确立新经济体制的基础，但深化改革又不仅仅是一个价格改革问翘，而是多方面的综合改革。在多方面的综合改革中，应当特别注重深化企业改革，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1989年企业改革必须抓紧。一要进一步推动政企分开，使有条件的企业真正放开经营，二要认真完善承包制，进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试点和发展企业集团试点。通过建立在国家宏观控制下的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机制，提高经济效益。全会特别提出，那些对治理通货膨胀有重大作用的改革要抓紧推进。
1989年11月的十三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关系。全会指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关系。治理整顿不仅将为改革深入和健康地进行创造必要的条件，而且它本身也需要改革的配合。在集中力量进行治理整顿期间，改革要围绕治理整顿来进行，并为它服务。对治理整顿不积极，就是对改革不积极。当前，要着重在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财政包干体制、金融体制、外贸承包制等方面深化和完善改革。必须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积极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更有成效地扩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的基本政策措施不变，并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
七五计划提出的在七五时期实现新旧体制转轨的设想，由于经济发展的过热，使得改革措施难以出台。治理整顿实际是推迟了七五期间的改革计划。尽管如此，总的来看，七五期间的经济体制改革仍在调整中逐步深化。
1。农村改革继续推进：七五期间，继续完善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多种经济发展，农村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等非农业产值增长16倍，占全部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由1985年的42。9％上升到1990年的54。6％。乡镇企业继续发展。到1990年，乡镇企业产值比1985年增长2倍，平均每年增长25％。乡镇企业不仅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而且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0年乡村办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由1985年的14。6％上升为20。4％。乡镇企业出口创汇额达到130亿美元，约占全国出口创汇总额的21。7％：七五期间，乡镇企业共吸收农村劳动力2200多万人，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得到发展。七五时期，各种经济类型工商企业的比重发生较大变化，国有经济的比重下降，非国有成分比重上升。在工业生产领域，到1990年底，全国有工业企业和生产单位797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104万个，集体所有制企业1685万个，城乡个体企业6172方个，三资及合营联营企业09万个。非国营企业发展快于国营企业：七五期间，全民所有制企业年均增长73％，集体所有制企业年均增长17。6％，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资独资经营的企业年均增长74％。1990年与1985年相比，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比重由64。9％降到54。5％，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比重由32。1％上升到35。7％，城乡个体企业由19％上升到54％。
三资及合营联营企业由12％上升到在流通领域，社会商业机构结构进一步调整。到1990年底，全国有商业经营机构9096万个，从业人员25028万人。其中全民所有制机构440万个，从业人员万人；供销合作社和其他集体所有制机构138。8万个，从业人员8124万人；个体机构726。8万个，从业人员1053万人。
在全国商业机构中的比重，国营和供销社由六五末期的118％下降为117％其他集体机构由11。3％下降到83％，个体商业由76。9％上升到79。9％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中，1990年与1985年相比，全民所有制所占比重由40。4％下降为39。6％，集体所有制由37。2％T降为31。7％，合营经济由0。3％上升为0。5％，个体经济由15。3％上升为18。9％，农民对非农业居民的零售额所占比重由68％上升为93％。
3。企业活力进一步增强，横向经济联合发展。七五期间，企业改革逐步深化。
特别是占产值、利润、税收比重较大的国有企业，开始向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