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苡跋熳钚 ５�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利用外资和外贸出口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
受货币贬值、公司倒闭和银行破产等危机的冲击，作为中国外资重要来源地的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几个国家和地区（约占中国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80％左右和海外直接融资的很大部分）投资者的实力下降，业务收缩，对外投资减少，增加了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融资的难度；此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欧洲的一些金融机构和公司对在亚洲投资持观望态度，也对中国利用外资造成负面影响。
199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85％，增幅比上年下降27个百分点，当年协议利用外资比上年下降24。2％1。998年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增长仅受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占中国出口很大比重（60％左右）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资金紧缺，支付能力下降，进口锐减，对中国出口造成很大的影响；同时，东南亚国家的部分出口商品和主要出口市场与中国相近（相近程度近1／4），这些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后（多数贬值30％－50％），其出口商品的价袼大幅度下降，价格竞争力明显增强，也对中国出口增长造成了严重影响。1997年下半年中国出口的增长速度为17。1％，与上半年26。3％的增速相比，开始趋缓。1998年5月中国外贸出口一度出现负增长，虽以后又止跌回升，但当年三季度末出口再次大幅度下滑，1998年全年出口增长率陡降到0。5％，表明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继续减弱。
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GDP增长率从1993年的13。5％回落到1997年88％的水平，平均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
1998年初时人们还认为速度处于比较适宜的区间，但惯性下滑并未停止，199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仅为7％，与全年8％的增长目标形成明显差距。同时市场物价持续低行，1998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总指数为41％，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总指数为26％，居民消费物价总指数为0。8％，与1997年的－0。3％、0。8％和2。8％相比，均呈现继续降低的趋势。从1997年10月份算起，到1998年12月份，物价（社会商品零售价格讨旨数连续15个月绝对下降，是改革开放以来未曾出现过的现象。
三、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新部署
1998年3月，中国新一届政府成立。面对着严峻的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新一届政府成立伊始就对中国改革和发展做出了新的部署，明确提出了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任务。
一个确保，就是必须确保1998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通货膨胀率小于3％，人民币不能贬值。
三个到位，就是确定在三年的时间里，1。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彻底改革金融系统，即中央银行强化监管，高业银行自主经营；3。从中央到地方，展开新一轮政府机构的改革。
五项改革，就是：1。粮食流通体制改革；2。投资融资体制改革；3。住房制度改革；4。医疗制度改革；5。财政税收制度改革。
一个确保任务的提出，是因应1998年初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特别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蔓延深化及其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冲击而提出的。其中的人民币不贬值这一承诺更多地反映出决策当局要向世界展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国企三年脱困任务的提出，主要是考虑到当时国有企业所面临的严重困境。由于国有企业经营效果每况愈下，经济效益持续大面积滑坡，从而导致越来越严重的亏损。1996－1997年，国有企业出现了历史上首次净亏损现象。其中，1996年净亏37804亿元，1997年净亏40312亿元。1997年国有企业亏损面达45％。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不断恶化，不仅使国企自身运营难以为继，而且使财政和金融不堪重负。就财政而言，越来越多的亏损补贴使财政收支捉襟见肘、日渐窘迫；而从金融来看，国有企业亏损所造成的大量呆坏账，使银行不良资产比重不断攀升，危机四伏。由此看来，国企脱困任务的提出，不仅是救国企自身于水火之中。而且也是挽财政和金融于危亡之中。在决策者看来，国企脱困的标志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优势企业是否得到壮大，中小企业是否放活；（2）亏损严重、扭亏无望的企业是否已经破产或退出市场；企业富余人员是否切实得到精简；（4）经过改制、改组后的企业经济效益是否明显回升。根据有关方面的部署，大中型国有亏损企业脱困的具体途径主要包括：抓大放小，分类指导；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减人增效和实施再就业工程；多渠道筹集改革成本，实行增资减债；坚持三改一加强，大力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减轻企业社会负担。
改革金融系统任务的提出，是鉴于1998年初中国严峻的金融形势和变化中的国际环境给金融系统带来的巨大压力：（1）金融监管十分薄弱。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以及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使得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高速流动成为现实，金融自由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在这种背景下，如何相应调整和完善政策措施，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督和管理，以适应变化了的金融环境，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就凸显了这一点。但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远不能适应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要求。这无疑增加了金融系统的风险。（2）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日益严重。据资料显示，截止到1997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债权在贷款中所占比率为20％左右，与发达国家2％的不良资产比率相此，信用风险已经到了十分严峻的程度。（3）金融市场秩序混乱。主要表现为证券市场运作不规范，具有极高的投机性；某些金融机构尤其是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违规操作，高息揽储、乱集资、乱拆借等问题依然屡禁不止；保险市场违规经营也相当严重，特别是代理机构管理极不规范。面对这些问题，决策者清楚地认识到，国内金融风险的化解最终有赖于金融制度的改革，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根本出路也在于坚持不懈地深化金融改革，使中国的金融业尽快与国际金融业接轨，在改革中完善，在改革中发展。至于金融改革的重点，一是要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能力和金融监管能力；二是要积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此外，也要进一步加强金融市场的规范管理和制度建设。
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任务的提出，是鉴于政府机构的设置与职能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1）政府职能错位，政企不分；（2）政府职能重叠、交叉，部门之间相互扯皮，行政效率低下；（3）机构庞大，人员冗杂，财政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加快政府机构改革，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决策者将新一轮政府杌构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这轮政府机构改革的原则是：（1）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来，把生产经营的权力真正交给企业。（2）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调整政府组成结构，实行精兵简政。
加强宏观经济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适当调整社会服务部门，加强执法监督部门，发展社会中介组织。（3）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划分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相同或相近的职能交由同一个部门承担，克服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弊端。（4）按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强行政体系的法制建设。
根据部署，此次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是国务院组成部门。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原有组成部门为40个，经过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要精简为29个，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也要相应分流一半。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背景是，原有粮食流通体制存在很多问题，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