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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不顾陈云对经济工作所做的具体分析，仅仅从抽象的哲学角度批判综合平衡，完全无视经济运行自身的规律与是非。这就为此后盲目地拔高经济指标铺垫了平台。
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批判反冒进、鼓动大跃进的气氛的同时，南宁会议还提出了搞两本账1958年3月成都会议以后，国家经委于4月提出了1958年年度计划的第二本账。
其中将农业和农副业产值由754亿元提高到793亿元，比1957年的增长速度，由提高到21％；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由904亿元提高到915亿元，比1957年的增长速度，由33％提高到34％强。年度计划的第二本账的修正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两本账的修正起了推动作用。6月中旬，毛泽东提议，将1958年钢产量指标索性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7年钢产量535万吨）。高指标风带来了高估产。这年夏季，首先从农业领域开始竞相放出高产卫星，工业和其他领域也很快争放高产卫星，一时更在不少人中造成这些高产仿佛真能做到的虚幻假象。各地区、各部门纷纷修改计划，提高指标。许多省、市、白治区表示决心，要在567年时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规定的在12年内完成的任务。河南甚至提出当年粮食产量即可比上年增加5。0％－10。0％，两年实现四、五、八，两年全省实现水利机械化，五年实现农业机械化。一些省市还提出，本地的地方工业在今后5年内不是增长百分之几十，而是要增长几倍。地处西北的甘肃竟提出，五年内地方工业产值要比现在增长16倍至倍。由于各地方、各部门仿佛很有根据地修改计划，提高指标，原先拟订的二五计划草案的轮廓被突破，作为综合经济部门的国家计委又面对来自地方和其他部门的压力。
为了跟上大跃进的步伐，国家计委汇总各地区、各部门重新拟订的计划，对二五计划草案的原定指标作了调整，但是调整的步子仍然赶不上各地区、各部门提高指标的速度。
两本账是大跃进期间的一种经济计划方法，这种方法将全国的经济计划分为中央和地方两部分。中央的计划分为必成和期成两本账，即第一本账和第二本账；地方的计划也分为必成和期成两本账，中央的第二本账就是地方的第一本账，详见下节。
中共中央批转国家经委党组对1958年第二本账的报告，1958年5月6日；附件：国家经委党组：动员全民，全党为实现1958年计划的第二本账而斗争，1958年4月14日。
四、五、八是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规定的不同地区
在十二年内粮食平均亩产量将达到的指标：即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平均亩产量为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平均亩产量为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平均亩产量为800斤。
根据各地、各部门变动了的计划，国家计委再次调整二五计划指标，提出了两本账的初步设想：整个二五期间基本建设总投资额的第一本账的指标为1500亿元，第二本账的指标为1600亿元；工业总产值为2600至2700亿元，比一五期末的1957年增长2至25倍，平均每年增长25％－30％；农副业总产值为1200－1370亿元，比1957年增长8。0％…11。0％，平均每年增长13％－16％；二五期末的1962年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白勺两本账，钢为2500万吨和2800至3000万吨，原煤为38亿吨和42亿吨，原油为1000万吨和1500万吨，发电量为850至900亿度和1100亿度，粮食为6000亿斤和7000亿斤，棉花为6500万担和7500万担。这个设想所提出的指标，比中共八大建议的指标大大提高了，也就是说，中共八大建议的指标绝大部分要求提前三年实现。
（二）1958年的计划调整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决策，对二五计划编制工作产生重大影响。经济计划服从政治运动的需要，掉进了高指标的陷阱。原有的在中共八大上通过的二五
计划《建议》被搁置，编制了新自铲二五计划草案。
1958隼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阐释这条总路线时，特别强调了建设速度问题，认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而积极实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积极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将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大大地发展起来，将要大大地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使我国工业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使我国农业在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基础上，迅速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使我国科学和技术在实现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尽快地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毛泽东在讲话中大力倡导破除迷信，强调不要把搞工业化看得很神秘，认为七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或超过美国是可以办到的。李富春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对重新制定的二五计划作说明。除了具体指标外，这个说明还谈到有可能在1962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会议通过了重新修订的1958年计划和二五计划指标。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各个领域全面展开。当时许多人盲目地认为，只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万众一心地共同努力，就没有什么不能做到的事情。在这种群情振奋的情况下，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提高和修改指标的势头愈来愈猛。由于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已经将赶超英国和美国的时间分别缩短至7年和8－10年，因此会议刚一结束，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将1958年钢产量指标提高到800至850万吨。6月上旬，冶金部拟订的规划中，将1957年11月第六次全国计划会议上规定的1958年产钢610万吨的指标提高为：预计1958年产钢820万吨，1960年产钢3600万吨；到1962年产钢6000万吨，这个指标比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二五期末的指标又提高了一倍。
为了适应大跃进的形势，1958年6月初，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成立华北、东北、西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七个协作区，接着又决定下放中央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向地方下放管理权限，这对于改变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是有积极意义酌，但也滋长了分散主义的倾向。从1956年开始，中央就在研究这个问题，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还通过了有关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但是从1958年开始，放权的工作被纳入了大跃进的轨道，放权过急、过多，造成交接工作粗糙甚至出现混乱。
放权与两本账的办法相结合，使高指标风愈刮愈烈。各大区分别召开计划会议，竞相提出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各省、市、自治区也是盲目上项目、上投资。华东协作区成立后，负责华东协作区工作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主持华东协作区会议，提出1959年华东区（不包括山东省）产钢800万吨。华东这个计划对毛泽东颇有影响。既然像华东（除山东省外）这样煤铁资源很少的地区都能在1959年使钢产量达到800万吨，那么煤铁资源丰富的地区当然能够生产更多的钢。6月中旬，毛泽东提议，将年钢产量指标索性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7年钢产量535万吨）。高指标风带来了高估产。这年夏季，首先从农业领域开始竞相放出高产卫星，工业和其他领域也很快争放高产卫星，一时便在不少人中造成这些高产仿佛真能做到的虚幻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