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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经周恩来签发，中共中央基本同意并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将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第一次见之于中共中央正式文件。《报告》中提出，1961年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根据这个报告分别编制计划草案。
八字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成为新中国经济史上重要的一页。在长达5年的历程中，调整的不仅是产业结构，而且包括了生产关系。如：所有制结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企业管理、用工制度等方面的改良尝试。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作了一系列探索。但是这次探索仅仅为20年后的改革作了铺垫，在经济形势略有好转时即被中断了。贯彻这一方针所取得的业绩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
二、总结大跃进的教训与初步确定调整内容
1960年11月中下旬，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会议初步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实行八字方针的决定，提出年计划安排的要点。11月18日，李富春在会上深入细致地分析了我国三年来的经济工作的情况和主要问题，阐述了大跃进以来的十个方面经验教训：
第一，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我们过去搞工业，往往只从工业本身着想，而不首先从农业着想。因此就不能真正认识和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甚至违反这一方针，如从农村抽调过多的劳动力，缺乏工业为农业服务的思想等。
第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现阶段，在农村必须坚持以生产队为核算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做计划工作、工业工作的同志，对农村的情况和党的方针政策在农村的执行情况往往不甚了了，计划机关常常较多地注意工业，而忽视农业，这是完全错误的。
第三，认真节约和全面安排劳动力，这是发展工农业生卢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一个经济规律的问题。我们过去讲节约，往往偏重于物力和财力的节约，不了解首先应该是人力的节约，这也是一种片面性。
第四，贯彻执行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全面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三年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高速度和有计划按比例是辩证统一的，是客观经济规律。要使计划符合这个规律，必须既注意高速度，又注意按比例。要使计划符合高速度、按比例相统一的规律，就必须实行全国一盘棋、上下内外一本账，尽可能把一切应该办、可能办的事情纳入计划，分轻重缓急地去办。各方面的积极性，各地方和各部门的机动性，都要放在计划之内考虑，特别是基本建设计划不能搞层层加码。
第五，基本建设必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为了首先保证当前生产的需要，基本建设项目的安排必须充分考虑到现有能力的状况，要针对生产中的薄弱环节和不平衡状况填平补齐，以便缩小缺口，提高综合生产能力。
第六，工业生产首先必须充分注意产品的质量和品种。三年跃进主要是数量跃进，有些产品质量下降，品种没有赶上去。今后两三年内，必须以提高质量为中心来安排生产。
第七，要进一步合理地改进管理体制。总的要求是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相统一，把权力适当集中到省（市、自治区）、中夹局和中央。
第八，必须合理布局。过去讲布局，通常只是指工业的布局。三年来的经验证明，单讲工业布局是不够的，不全面的。布局应该以工业为中心，包括农业，包括整个国民经济。应该在建成全国经济体系的基础上，逐步建成各大区不同水平、各具特点的经济体系。
第九，必须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两者不可偏废，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
领导干部绝不能丝毫忽视群众生活的安排。从国家计划来说，除了安排好农业和重工业、交通以外，还必须把市场和轻工业生产安排好。我们应该在保证居民消费逐步增加、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的前提下，扩大积累。如果人民生活降低，或不能提高，就要少积累。
第十，坚持群众路线，发展群众运动。我们在胜利的时候，绝不能离开群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必须依靠群众，同群众一道想办法。
在上述十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李富春还从思想认识上强调要特别注意4点：一是要把科学精神和革命热情结合起来。只有科学分析，没有革命热情，容易犯右的错误；只有革命热情，不注意科学分析，容易犯左的错误。二是要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三年中战略上有藐视困难的革命气概；但是在战术上，对克服一个一个具体困难重视得不够。拿计划来说，有的指标定得侗高，超过了实际的可能性，就是因为对具体困难估计不足，对具体解决问题重视不够。三是要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结合起来。四是要把高速度和有计划按比例统一起来。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内，李富春的上述讲话，是对大跃进经验教训较为系统的总结。讲话不仅指出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而且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一些认识局限。但是这一总结，侧重于宏观经济的管理，特别是强调加强政府对于工业与基本建设的直接管理与作用上。关于农村问题的总结，基本上回归到年庐山会议前对大跃进教训的归纳。实际上，在这场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作用与运用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增加农民自主经营的权利，搞活农村经济是并行的有效做法。微观搞活是宏观形势好转的重要基础。因此，与调整期间各地战胜灾害的实际经验与做法比较，这一总结并不够全面。
全国计划会议对国家计委9月报告提出的1961年若干产量指标作了进一步调整：
钢产量由2300万吨降到2％万吨，煤炭产量由52亿吨降到425亿吨，减少职工数由300万人增加到502万人；此外，粮食产量改为3900亿斤，棉花产量改为3200万担，施工的大中型项目1200个（比上年减少300个）。尽管这些指标仍然偏高，但是考虑到对于降低指标统一认识有一个过程，这次降低毕竟是一个进步。全国计划会议以后，12月16日，李富春致信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计划会议情况时，李富春解释说，明年钢产量指标安排2％万吨，只比今年预计的1850至1860万吨增加160万吨，增长81％至87％，但是钢的质量和品种都将比今年有较大改善，八大品种钢材生产580万吨，比今年的470万吨增加110万吨，增长23。4％。1961年的计划安排的中心思想有两点：第一，必须照顾今年农业歉收的情况，照顾重灾区，必须尽可能做到在全面安排中以支援农业为第一位；第二，必须注意在三年大跃进的基础上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各方面大力进行整顿，要整风、整制度、整管理、整质量、整队伍，自觉地去掌握波浪式发展的规律，争取主动。三、国民经济转入调整轨道与八字方针的正式通过
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首先从农村开始。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强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揩示信》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至少7年不变），坚决清理一平二调的错误做法，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要求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但是，要将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平息下来，也并不容易，既要解决认识问题，也要处理实际问题。就全党的认识来说，当时的调整是为了在实际经济工作中消除混乱，纠正无序，理顺关系，填平补齐，在平稳中保持较高速度的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当时许多人还没有从原来的狂热中冷静下来，对调整的紧迫性缺乏认识。因此，经济调整工作中，仍不时出现反复。如196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其中仍认为：【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国外注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性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