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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拘泥于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传统理论，改革总是不尽如人意。
1956年开出的处方是：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于1958年形成了一条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现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等为基本点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导下，出现了大跃进运动和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行政性分权改革。在工业企业管理方面，作为大跃进制度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下放运动，所起的消极作用远远大干宅的积极作用。因为计划经济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本质决定了要求社会的高度集中统一，由行政性分权造成的分权型命令经济体制既不符合计划经济的这种要求，又因为造成地区分割而与建立统一市场的要求南辕北辙，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行政性分权的做法在60年代初期暂停后，6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恢复了正常发展。正值以电子工业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在世界蓬勃发展之际，陈伯达就发展电子化学工业，提出改变计划体制下条块分割、资源不能综合开发利用等问题的建议，毛泽东就此再次严厉批评计委，责令其改革工作。但是在1964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对于如何改革意见很不一致。地方普遍要求扩大自主权，而国防与国家工交部门要求进一步加强集中统一、建托拉斯。
1964年毛泽东批评计委工作之后，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各级计划干部作了一次集中的反省。华东沿海的老城市对技术改造问题的意见尤其突出。他们算了一笔账：改造一个冷轧带钢厂只花90万元，但从1958年到1963年就上缴了利润2700万元，支援了19个省市和70个军工单位生产的需要。改造一个钟表元件厂只花99万元，三年上缴利润183万元。上海有个乐器厂，厂房是竹棚的，只要花12万元改造，每年就可增加利润25万元，可生产一流产品，出口创汇增加一倍。可见改造老厂比新建厂投资省、收效快。但是在国家计划中只有基本建设计划，没有技术改造计划。技术改造缺少投资、设备和物资。在第＝个五年计划期间，天津市90％以上的投资用在扩建项目上，用于老企业技术改造的投资只占7％－8％，结果老企业设备失修，技术落后，影响产品质量的提高和品种增加。而基本建设也由于战线长，半截工程很多，1958－1960年投资转为固定资产的只占60％左右，形成综合生产能力的就更少了。特别是在计划体制的企业财务制度中，将技术组织措施、零星固定资产购置、新产品试制等三项费用，都由基本折旧费解决，更不利于地方老企业的改造。因为这些企业设备陈旧，固定资产不值钱，折旧费少，解决设备更新问题虽然迫切，难度却更大。他们希望将生产性开支摊入成本，或从利润提成中解决，这就涉及到价格、税收和利润上缴或国家补贴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特别是经济规模大起来之后，这种宏观的、复杂的、涉及全局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在1962年开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计划工作的问题集中到教条主义与群众路线方面，上纲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1964年以后，计划工作革命被要求以1942年延安整风的方式，在整个经济部门的干部中，拿毛泽东思想主文就要集中领导，分级管理。要反对个人独裁，就要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们有事都同大家商量，有的经济部门的同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四时八节，强迫签字。我说再看一年，不行就换班。有人劝我不要等了，现在就可以换。有的经济部门指谁，毛泽东没有点明，但很明显，指的是李富春和国家计委（《李富春传》，第605－606页）作武器，以反对三个主义为内容，革资产阶级思想，立毛泽东思想。计委党组在《年计划纲要（草案）》中提出用整风精神和总结经验的方法，肃清主观主义、分散主义、官僚主义，在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方法上进一步革命化。由于改革和革命没有从体制上找准方向和目标，上述革命化的要求虽然使各级计划干部提高了严格要求自己的标准，对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执行得更加努力和刻苦，但是计划管理本身的上述问题没有解决。
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在继续调整的三年中，我国的计划管理形成一些特色：1。加强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集中力量支援农业。2。调整基本建设的规模和结构，提高投资效益；1962年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达到谷底，度过了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从1963年开始，投资规模有所回升，逐步走人正轨。至1964年已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965年则超过了一五时期年投资的最高额。投资的部门分配结构有了改善，农业投资比重增加，重工业投资比重下降。基本建设投资的地区布局结构也有所改善，内地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有了提高，内地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有所改观，沿海工业基地进一步充实和加强。在生产性投资与非生产性投资比例申，非生产性投资比重有了增长，城市基础设施得到了改观，骨头与肉的关系趋于协调。基本建设投资效果也有好转。
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逐年上升；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率1965年达到22。9％，大大超过1960年的98％水平，仅次于历史最好水平的1957年（26。4％）；每百元投资增加的国民收入有所增长：一五时期为54元，大跃进时期降为31元，1963年和1964年分别为77元和115元，1965年增加到123元，约为大跃进时期的4倍。从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看一五计划时期为32元，大跃进时期平均为245元，1961年降到－115元，1964年和1965年提高到63元和61元，达到历史最好水平。3努力稳定和调剂市场供应，注意改善人民生活。4改进企业管理。
三、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
到1965年底，1963年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确定的1963－1965年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主要目标已经实现。
一是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工农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同1957年相比，增长59。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99％；工业总产值增长98％，都超过了1963年的预定目标。二是工农业生产中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协调发展。
1965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在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是30。4％。与1957年的43。3％…31。2％。25。5％大体接近，基本上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三是国民经济生活中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基本恢复正常。三年大跃进期间，积累率过高。1961年由于削减投资，积累率下降至19。2％。1962年又急剧下降至几乎没有扩大再生产的余力。经过三年继续调整，到1965年回升到27。1％。四是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稳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二五计划前四年有较高的财政赤字，1963年至1965年的三年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结余，收入超过支出累计达10。2亿元。
1965年我国提前还清外债。困难时期实行的高价商品和凭票供应等措施的实施范围也陆续取消或缩小。1965年，农业在耕地面积比1957年减少12亿亩的情况下，粮食产量达到3890亿斤，接近1957年的水平，比1960年增加1020亿斤；棉花1965年达到4195万担，比1960年增加1969万担，增加了将近一倍。烤烟、油菜籽、甘蔗、甜菜等经济作物也大幅度增产。肉类产品的产量1965年达到551万吨，比1962年增加18倍。
粮食、棉花和各种经济作物、肉类产品产量的增加，基本上满足了人民生活和轻工业生产的需要。虽然1965年全国人均粮食、食油、棉花的消费量仍略低于1957年，但由于整个经济的恢复、国民收入的增长，人民生活仍然有所改善。
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四、编制长期计划与四个现代化任务的提出
1956年2月，在编制第二个五年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