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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三线建设而推迟到四五计划考虑。这时候虽然提出，但位置放到狠抓之后，实际上在投资方面仍然没有作为重点考虑，仍然强调依靠学大寨的精神动力。
从四五纲要（草案）执行的第一年－1971年看，主要经济指标都得到完成。
工农业总产值3520亿元（均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为计划的10。5％，比上年增长12％。其中，农业增长3％、工业增长14。9％。粮食产量5003亿斤；棉花4210万担，只完成计划的86。7％－84。2％。钢2132万吨，原煤39亿吨，原油3941万吨，发电量1384亿度，均超额完成计划。铁路货运量比上年增加但是，这一隼盲目追求高指标使国民经济结构比例失调的问题，不仅暴露出来，而且进一步恶化，导致了全国性的严重后果。表现在数量上，是国民经济出现了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
1970年和1971年，原计划增加职工306万人，实际增加了983万人，超出计划两倍以上。1971年全国工资总额按计划应控制在296亿元内，实际达到了302亿元。1971年粮食销售量计划为794亿斤，实际达到855亿斤。1972年底，职工人数又超计划招收183万人；职工工资总额比上年又增加38亿元；粮食销售量达到9272亿斤。
三个突破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承受限度，造成了多方面不良影响。多招收的983万人中，约有600万人是直接从农村招进城市的，过多过快地减少了农业劳动力，不利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短时间内大量增加吃商品粮人口，也加剧了粮食供应的紧张。1972年全国粮食统购量只有7927亿斤，出现了1345亿斤的缺口，不得不动用库存和进口。随着工资总额的增长，货币发行量必然要增加，19711972两年共增发货币276亿元，超计划126亿元，到了最大警戒绒，出现了第四个突破，给市场带来很大压力。1971年社会商品购买力比上年增加12。2％，而零售商品货源只增加5％。市场商品供不应求的矛盾更加突出。
过热的后果，表现在国民经济比例上，是出现了严重的失调。主要是积累率过高，农轻重比例进一步不合理。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逐年上升，1969年为1970年为32。9％。1971年为34。1％。而农业投资越来越少，1971年只占总投资额的10％，还有一部分被地方基建挪用，工业投资却达65。2％，相差悬殊超过了1958年大跃进时期。在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仅占58％，是建国以来除1963年外最低的。
基本建设规模急剧扩大，一些重点基建项目纷纷盲目上马。1969年，包括工业在内的基建投资额为186亿元，1970年猛增到295亿元，增长幅度高达58。6％。1971年又增加26亿元。这种依靠高投资，实现高积累，以保证工业增长高速度的做法，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提高，导致职工生活出现下降趋势，给以后的经济建设造成严重的欠账。
过热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各种经济效益的降低。基建规模过大，降低了投资效果。1971年计划建成投产的356个项目，实际只建成115个；39种主要产品新增生产能力，有36种没有完成计划。1972年计划投产的大中型项目260个，实际上完成个。计划投产的单项工程700多个，实际上只完成370多个。41种产品的新增生产能力，完成计划的只有2种。忽视科研和技术培训，排斥科学管理，从农村招收的大批新工人素质较差，都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1971年比1970年降低0。8％。1972年又比1971年降低54％。由于一味求快，生产中浪费现象严重。冶金部重点企业年的每一单位焦比、机车煤耗、发电煤耗。都比1966年有大幅度增高。由于盲目求多，产品质量日趋下降。以国防工业为例，为援外装配的一批40架歼6歼击机，经检查就有7架不合格，无法交付，占全数的17。5％。
二、极左思潮和林彪集团对四五计划的干扰破坏
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正式写进新党章。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总参谋长黄永胜，副总参谋长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林彪妻子叶群，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全国成立的29个省市区革命委员会，有个以上的主任都是现职军人，国务院各部委的主要负责人也都是军队将领出任的军代表。
1969年12月，林彪在他控制的中央军委办事组之下，设置了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下设航空、电子、兵器、造船四个小组，组长分别由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兼任。
这样一来，林彪集团实际上将原来由国务院领导的国防科技工业领导权掌握到他们手中，也相应分割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业务组对其他部门的经济建设领导权。
另一方面，当时对国际形势估计过于严重，以为世界大战、核战争一触即发，这种左倾思想促使战备工作压倒一切，由军人组成的林彪集团也借此控制了更多的权力。
1969年9月27日，全军战备会议结束，毛泽东、林彪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林彪在接见中讲了那句后来冲击全局的话：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过度紧张的战备使林彪集团的权力急剧膨胀起来。他们直接插手国务院部委工作，大肆发布战争迫在眉睫的指示，对这一时期的经济计划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此外，由于原有的基层经济管理干部大多被打倒和排斥，大批军队干部被推到各个经济部门主管地位，虽然与林彪集团没有联系，但也惯于服从来自军队系统的命令，客观上造成了林彪集团的权力影响扩大。他们中大多数人缺乏经济管理经验，又有很高的政治热情，正如陈云所说：文化大革命中的军管时期，将军们管经济，有些人经验少，胆子大……说搞什么就搞什么。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四五计划初期的编制和执行工作受到严重冲击和干扰。一方面军事工业作为压倒一切的主要任务冲击了其他经济领域，一方面军事工业自身也因为打乱原有计划、盲目上马而成为被冲击的主要对象，造成了恶劣的后果。
（一）打乱原有计划平衡，盲目扩大军事
工业生产，乱上重点项目，使得因文化大革命本已不正常的国民经济体系雪上加霜，更加混乱1969年6月，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主持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提出了一个庞大的国防计划，接着在三线地区安排了一大批军工建设项目。
邱会作等人先后提出，要搞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要比洋人还要洋，声称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10月17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在苏州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18日时30分，总参谋长黄永胜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正式下达，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其中第四项是迅速抓紧部署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四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坐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同日还下达了给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工办、国防科委的指示（第四号令），要求抓紧军工生产。第一号令成为军事工业更加盲目扩大的直接动力。
在航空工业领导小组组长吴法宪的控制下，1969年到1971年时期，航空工业新开工的46个项目中，没有资料和设计的就多达36个，三五计划时期，航空工业在三线地区投资占总投资的93。4％四五计划时期经过调整仍然占83。2％。许多企业选址不当，缺乏科学论证，盲目开工建设，长期不能投产，生产出的产品长期不能定型，造成了严重浪费。
1969年11月，任常规兵器领导小组组长的邱会作召开兵器工业规划会议，主持制定了一个新的三线和地方军工建设补充规划，要求兵器工业具备每年装备500个师的生产能力；除原有的工程建设项目要完成外，还要新增95个项目，改扩建93个项目，新建面积1300万平方米，新增金属切削设备9万台，新增职工90万人。这个需要总投资120亿元，相当于兵器工业建国20年来累计完成投资两倍的大规划，竟然规定必须三年完成，显然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空想。当时五机部副部长张连奎等一批干部、专家就提出了异议，邱会作便以战备和反右倾为名，组织人对这些干部、专家进行批判。
11月8日，周恩来听取汇报后指出：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不能把项目安排得太多、太挤；建厂的原则应是把大改成小，把多改成精；搞生产建设不能人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