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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钟过去了。
我一直想像着与女儿团圆的情景，想像着如何找到她，捡起来，抱到怀里，温柔地哄着她。手机，盼着手机响起来，也是我想像内容的一部分。手机响起来，然后机械的声音向我发出指示，这分别是第一步和第二步。这个可恶的手机怎么就不合作呢？
一辆别克名使车开进了停车场，与我保持着一段距离。虽然我不认识司机，但是蒂克纳坐在司机旁边的坐位上。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努力想从他的表情中读出点什么，但他依然保持高度的自制。
现在我紧盯着手机，不敢东瞅西望。又听到了嘀哒嘀哒声，这次它是一声比一声慢，一声比…声沉闷。
又过了10分钟，手机才老大不情愿地发出细声细气的歌声。歌声还没来得及传出来，我就把手机靠到了耳边。
“喂？”我说。没有一点声音。
蒂克纳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他朝我轻轻点了点头，尽管我并不知道原因。他的司机两手依然平放在方向盘的前上方，随时准备启动。
“喂？”我又试着。
那个机械的声音说，“我警告过你不要报警。”
我如坠冰窟。
“别无选择。”
之后电话便归于死寂。
六
我无法逃脱。
我渴望着麻木感。我渴望着住院时的那种呆滞感。我渴望着那个静脉注射袋和麻醉剂的自由流动。我的皮肤被撕裂了。现在我的神经末梢露在外面。我能够感觉到一切。
恐惧和无助笼罩着我。恐惧把我紧锁在屋里。而无助——我难过地明白了是我引爆了这种感觉，在减轻孩子的痛苦方面我无能为力——则紧紧地缠绕着我，使我关上所有的灯。我十有八九是神智错乱了。
日子在令人腻味的迷糊中一天天地过去了。大多数时候我坐在电话旁——确切地说，有好几部电话。我家里的电话、我的手机和绑匪的手机。我给绑匪的手机买了个充电器，这样就能使它一直保持工作状态。我坐在长沙发上，这些电话就摆在我的右面。我尽量不看它们，甚至连电视也不看。因为我记得有句古老的谚语：盯着水壶看，壶里水不开。尽管如此，我还是偷偷瞅几眼这些可恶的电话，担心它们会不明不白地不翼而飞，盼着它们响起来。我还努力地寻找那种超自然的父女关系，我坚持认为塔拉还活着。我想（或者至少我自己相信）脉搏还在那儿微微地跳动。
“别无选择……”［汶网／／。。］
使我的负罪感加重的是，昨天夜里我梦见的不是莫妮卡，而是另一个女人——我的老情人雷切尔。就是那种时间与现实扭曲了的梦，就是那种世界变得完全陌生甚至是矛盾、而你对此坚信不疑的梦。雷切尔和我在一起。尽管分手这么多年了，可是我们一直藕断丝连。虽然我还是34岁，但她自从离开我那天起一点也没有变老。塔拉在梦中还是我的女儿——事实上她从来没有遭到过绑架——但阴差阳错地成了雷切尔的女儿，尽管雷切尔不是她的母亲。也许每个人都做过类似的梦，梦里的情形不能当真，但是人们并不怀疑梦里的所闻所见。我醒来时，梦境已烟消云散。留给我的只有事后的体味和一种意料之外的力量驱动的渴望。
母亲老是逗留在我这儿。她刚刚把另一盘食物向我面前重重地一放。我置之不理，这样的情形不知有多少次了。妈咪不厌其烦地絮叨着她的祈祷：“为了塔拉，你得保持体力呀。”
“对，妈咪，现在要紧的是力气。要是我多举几下杠铃的话，就能把她弄回来。”
妈咪摇摇头，没有上我的当。这事说起来未免有些残忍。她也受到了伤害，孙女不知去向，儿子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我看着她叹了口气，转头回厨房了。我没有向她道歉。
蒂克纳和里甘经常来探望我。他们提醒我说莎士比亚式的愤懑是无济于事的。他们把正用于寻找塔拉的所有技术奇迹统统告诉了我，包括DNA和犯罪现场的隐约指纹、秘密照相机、飞机场、公用电话亭、火车站、追踪装置、监控装置和实验室。他们动不动就搬出警察那套陈词滥调，像“连每一块石头都翻过了”和“一切可能的手段”。我朝他们点着头，他们让我看了警方存档的罪犯的脸部照片库，但那个穿着法兰绒取赎金的家伙却不在其中。
“我们查过B&T了电子公司的情况，”里甘在第一天夜里告诉我。确实有这家公司，不过他们用的是磁性标志，就是可以把它从卡车上撕下来的那种。两个月前被人偷走了一个，他们从来没想过这事也值得报案。“
“车牌是怎么回事？”我问。
“你给我们的那个号码并不存在。”
“那怎么可能？”
“他们用的是两个旧车牌，”里甘解释说。“瞧，他们的做法是这样的。把两个车牌锯成两半，然后把一个车牌左边的一半和另一个右边的一半焊到一起。”
我怔怔地盯着他。
“这事也有好的一面，”里甘补充说。
“噢？”
“这意味着我们面对的是一伙职业罪犯。他们知道，如果你报警的话，我们就会在那个购物中心布下埋伏。因此他们找到一个秘密地点，这地方只要我们过去就会被人发现。他们牵着我们的鼻子，去追查假标志和焊起来的车牌这样没用的线索。就像我说的，他们是职业罪犯。”
“有好的一面是因为……？”
“职业罪犯通常不那么残忍好杀。”
“那他们在干什么？”
“我们的推测是，”里甘说，“他们正在软化你，这样他们就能向你索要更多的钱。”
软化我。已经起作用了。
赎金这事办砸后，岳父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从埃德加的声音里听得出来他很失望。这个时候我不想说不友好的话——是埃德加提供的钱，他还明确表示会继续这样做——比起最终的结果，听得出来他对我更失望，失望我没有接受他不要报警的建议。
当然，他在这事上是对的。我错过了一个良机。
虽然我试图参加调查，但警察们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电影里的这些人总是与受害者合作，并分享信息。我自然会向蒂克纳和里甘问及此案的很多问题，但他们拒不回答。他们从来没有跟我讨论具体的案情。他们以近于轻蔑的态度对待我的质询。比如，我想了解我妻子是怎么被发现的，了解她为什么会赤身裸体。他们守口如瓶。
伦尼经常来我家。他回避我的目光，因为他也为鼓励我报警而自责不已。（里甘和蒂克纳的脸色也在两种负罪感之间游离不定，一种负罪感是因为事情办砸了，另一种负罪感是因为：也许就像我这个悲痛的丈夫和父亲，从一开始就被人牵着鼻子走。）他们想了解我和莫妮卡之间摇摇欲坠的婚姻状况。他们想了解我失踪的手枪。伦尼当初估计得一点不差。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局的视线越来越集中在惟一一个现成的嫌疑人身上。
就是在下。
刚过一周，警方和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撤走了。蒂克纳和里甘也不经常来了。他们频频地看着手表。他们说声抱歉后用电话联系其他案件的有关情况。对此我当然理解。没有发现新的线索，事态慢慢平息下来了。能缓口气我还是有点欢迎的。接下来的第九天，一切都发生了变化。10点钟时，我正在脱衣服，准备上床睡觉。只有我一个人。虽然我爱我的家人和朋友，但他们开始意识到得给我留出自己的时间。晚饭前他们就都离开了。我从湖南花园订了份外卖餐，根据妈咪以前的指示，吃饭才能有力气。
我看了看床边的闹钟，所以我知道当时的精确时间是晚上10点18分。我瞅了一眼窗户，只不过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黑暗中，我差点没有看到——不过没有什么显眼的东西——但是什么东西闯进了我的视线。我停下来，又看了一眼。
那里，如一尊石像站在我外面的人行路上、凝视着我家的是个女人。我断定她正在凝视着，但我不敢肯定，因为她的脸被阴影罩住了。她一头长发——我从身体轮廓就能清楚地看出来——穿着一件长外套。双手插在衣兜里。
她只是站在那里。
我对此不敢妄加推断。当然，我们是新闻人物。记者们一天24小时光顾这里。我把街道的上上下下都看了一遍。没有汽车，也没有新闻采访车，什么也没有。她是走过来的，不过这也很反常。我住在一个郊区住宅区。不论什么时候都有人出来散步，通常是牵着一只狗或夫妻两人，或者夫妻一起牵着一只狗。但是一个女人单独在外散步就近乎匪夷所思了。
那她为什么停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