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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拉扯墙上垂吊着的一条灯绳，想打开另一盏灯，但是灯泡烧坏了。没有手电筒，心跳急促得令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在一面堆放木柴，结满蛛网的墙壁边，有一扇通往户外的门。在一台热水器旁，我又找到一扇门。我推门，开灯，眼前是一间设备齐全的浴室。
我望着沾着漆的老旧白色瓷质卫浴设备。马桶或许已好几年没有冲了，桶内的水因常年停滞而呈铁锈红。洗手槽中放着一把刷子，刷毛僵硬弯曲，像一只手。我在浴缸里面找到了一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乔治？华盛顿的脸朝上。排水口处还有血迹。我刚退出来，楼梯顶端的门砰地关上，门闩咔哒一声拉住了。
德内莎？斯坦纳将我锁住了。
我四处奔跑，四面张望，试着思考该如何是好。最后我冲向木柴旁边那扇门，扭动门把，拉开防盗链，发现自己站在阳光下的后院里。四下没有人影也没有声音，但我相信她在注视我。她知道我会从这里出来，我忽然意识到她根本不是想困住我，只是不想让我进她的房子，不想让我上楼。
我想到了马里诺。我绕过角落跑向车道，手抖得太厉害，几乎无法从口袋中掏出他的钥匙。我拉开雪弗兰的前座门，那把不锈钢温切斯特牌霰弹枪就在他平时摆放的地方——前座底下。
我没关车门，反身朝那栋房子跑去，手中的枪和冰一样冷。正如我所料，前门锁住了，不过门的两边都有玻璃窗。我举起枪托用力敲击，碎玻璃四处飞溅，掉在屋内的地毯上。我用围巾裹住手臂，小心翼翼地伸进手去将门打开，跑向铺着地毯的楼梯。我好像变成了别人，身体已与思想分家，行动起来像机器人而不像人。我想起了昨晚亮灯的那个房间，直奔过去。
我将禁闭的房门打开时，她正镇定地坐在马里诺的床边。他的头上套了一个垃圾袋，脖子上缠着胶带。接下来的事是同时发生的，我将霰弹枪的保险扳开，子弹上膛。她则抓起他放在书桌上的手枪站了起来。我们同时举枪，我开枪了。震耳欲聋的枪声像一阵劲风，她往后倾倒，背倚着墙壁。我不断地上膛、开枪、上膛、开枪。
她顺着墙壁滑倒，少女风格的壁纸上沾满鲜血，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味。我迅速将马里诺头上的袋子扯开，他的脸已呈蓝色，颈动脉上摸不到脉动。我重击他的胸部，向他口中吹气一次，压他的胸部四次。终于他喘了一口气，开始呼吸了。
我抓起电话拨九一一，像危急时使用警用无线电求救般大声叫喊。
“警官受伤！警官受伤！派救护车！”
“女士，你在哪里？”
我不知道地址。“斯坦纳家！请快一点！”我随手扔下电话。
我试着让马里诺坐起来，但他太沉了。
“起来啊，来啊。”
我转过马里诺的脸，用手指抵着他的下巴以使气管保持通畅。我环顾四周寻找药瓶，寻找她可能让他服用的任何东西。床边的茶几上有个空酒杯，我端起来嗅嗅，是波本威士忌的味道。我茫然地望着她，她的血与脑浆溅得到处都是，我则像垂死挣扎般颤抖着。她背靠墙壁，像是坐在血泊当中。她的黑衣服弹痕累累，血迹斑斑，脑袋垂向一侧，血仍一滴一滴落在地板上。
悠长的警笛声传来，好像会永远悲鸣，接着我听到匆匆上楼的杂乱脚步声、摊开担架的声音。韦斯利在不知不觉间出现了，他张开双臂紧抱着我，一群穿着跳伞衣的人则围着马里诺。窗外红光与蓝光不停闪烁，我这才发现我已射破了玻璃，冷冽的风钻进来，拂动着沾有血迹的窗帘。窗帘上，自由自在的气球飘过淡黄色的天空。我望着冰蓝色的绒毛垫子、触目所及的动物填充玩具、镜子上的彩虹印花，还有小熊维尼的海报。
“是她的房间。”我告诉韦斯利。
“都结束了。”他抚着我的头发。
“埃米莉的房间。”我说。
隔天清晨，我离开了黑山。那是周一，韦斯利想与我同行，但我决绝了。我还有事待办，而他必须陪马诺里。经过洗胃，将德罗美牌镇静剂清洗出来的马诺里仍在住院。他不会有事，至少身体上是这样，韦斯利会带他去匡提科。马诺里必须像一个卧底探员般提交任务报告，他需要休息、安全和朋友。
我做在飞机上独坐一排，做了许多笔记。埃米莉·斯坦纳的谋杀案在我杀了她母亲之后已真相大白，我已经做了笔录，但这个案件还得继续侦查，对此我并不担心也没有理由担心，我只是不知道该有何感受。我并不觉得遗憾，这让我多少有点不自在。
我疲倦不堪，连做点芝麻小事都很费力，身体仿佛灌了铅一般，反应也很迟钝。有时候我发现自己正茫然望着前方，目不转睛，却什么都没看见。我不知道自己怔仲了多久或到过何处。
我的当务之急是将这个案件记录下来，以备联邦调查局和警方查证。警方的侦办已有了眉目，但有些问题将永远悬置，因为死无对证。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埃米莉遇害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我自有一套推论。
我相信埃米莉在她的聚会结束前匆匆返家后，与母亲发生了争吵，或许是在进晚餐时。斯坦纳太太很可能在埃米莉的食物中放了大量的盐来惩罚她。摄取大量的盐是一种虐待孩子的方式，可怕的是这很常见。
埃米莉或许曾被迫喝盐水。她会呕吐，会出现钠含量过高的症状，许已断气。这可以解释埃米莉看似矛盾的验尸结果，也可以解释她体内钠含量偏高、伤口没有活体反应的疑点。
至于斯坦纳太太为什么要模仿艾迪·希斯谋杀案，我只能推断一个罹患孟乔森征的那人会对如此骇人听闻的案件产生浓厚的兴趣。只是德内莎·斯坦纳的反应与别人不同，她会想象一个母亲如果在这么恐怖的情况下遭逢丧女之恸，会引来什么样的关注。
那种幻想使她亢奋，她可能已在脑中拟出计划。那个周日傍晚她很可能刻意毒死女儿，以执行她的计划。也可能她在盛怒之下无意间毒死埃米莉后，决定执行计划。我永远无法知道答案，但那也无关紧要，这个案件永远不会上法庭。
斯坦纳太太将女儿的尸体放在地下室的浴缸里，我怀疑她这时候才朝埃米莉开枪，让血从排水孔流出，然后故布疑阵为性侵害案，脱掉埃米莉的衣服。埃米莉在她暗恋的男孩收献金前离席，那个原本要当献金的二十五美分硬币在她的裤子被脱掉时掉落，随后六天她的臀部就压在硬币上。
我猜测近一个星期后的也跟夜晚，斯坦纳太太将一直封存着的埃米莉的尸体取出。她很可能是用毛毯包裹尸体，将之放在塑料袋里，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些毛纤维。用显微镜查出髓木也很合理，因为斯坦纳太太用来捆绑女儿和自己鲜橘色胶带仍未寻获，那把点二二口径的手枪也下落不明。我对还能找到这两项证物表示怀疑。她太聪明了，不会保存这两项会使她获罪的证物。
现在回想起来，案件似乎很简单，许多方面都显而易见，例如胶带撕扯的顺序。毫无疑问，斯坦纳太太捆绑女儿时，无须事先将所用胶带撕扯下来粘在家具边缘。她不用制服女儿，因为埃米莉已不能动弹，她的双手可以随意活动。
而斯坦纳太太绑自己时，就得费点心机。她必须事先将所用交代撕扯下来，粘在柜子上。她只是象征性地将自己绑住，以便自行脱困，但没料到撕扯胶带的先后次序乱了，她并不知道那些次序的重要性，也没有理由知道。
我从夏洛特市转机飞往华盛顿，再乘出租车前往罗素大楼，我与罗德参议员约好在此见面。下午三点半我到达时，他正在参议员表决法案。我在会客室耐心地等候，周围电话铃此起彼伏，年轻的男女助理不断接听，因为世界各地都有人想找他以获得协助。不知道他如何承负如此重担。没过多久，他就来了，朝我笑笑，我从他的眼神知道他已了解所发生的一切。
“凯，见到你真好。”
我跟着他穿过另一个房间——房内有更多的桌子和更多接听电话的助理——走进他的私人办公室。显然，他又很多杰出艺术家的画作，也爱好读书。
“局长稍早打电话给我了，真是一场噩梦，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说。
“我没事。”
“请坐。”罗德带我到长沙发前，自己则坐在对面一张不起眼的椅子上。他很少隔着桌子接待贵宾，他不需要。他和我认识的每一个大人物一样，既谦卑又亲切。
“我脑中一片茫然，浑浑噩噩。”我说，“创伤过后的压力与诸如此类的症状稍后才会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