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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停。”梅森说。
“我也没停。”飞行员说。
飞机继续滑行。
那辆车子转了个方向，车灯正好射在飞机滑行的路上。一只红色的警灯闪着，警笛尖声响起。
飞行员咧嘴一笑，飞机轻轻地离开地面。
“这些发动机可真是吵得厉害，”他说，“当你起飞的时候什么都听不见。有一次我好像听到了有警笛在响。”
“我什么都没听见。”梅森说。
“回塞克拉蒙得？”
“不回塞克拉蒙得，”梅森回答说，“去夫勒斯诺。你最好不如实填飞行计划，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们在哪儿。”
“你不想在塞克拉蒙得停吗？”
“直接飞过塞克拉蒙得，”梅森说，“飞得越高越好。”
7
飞机渐渐接近了夫勒斯诺灯光闪烁的地区。
“你能继续去洛杉矶吗？”梅森问飞行员。
“当然。不过我得加点燃料，仅此而已。”
梅森说：“先在夫勒斯诺降落，就像你正常停下来加油一样，我在那儿下去，你带着斯特里特小姐飞到洛杉矶。”
“那你怎么办？”
“我在这儿停下来。”
“对我来说没问题。”
“抵达洛杉矶之后，”梅森说，“你不要和新闻记者谈起此事。如果你能设法降落后不被采访，我就太感激你了。斯特里特小姐在降落前用支票跟你结帐，可以吗？”
“可以。”
梅森对德拉·斯特里特说：“我会和你保持联系，德拉，先睡一会儿吧。”
“保罗怎么办？”
“我在这儿跟他联系。”
她把手伸向梅森，梅森轻轻地握着她的手，说：“好姑娘。”
“你什么时候回来？”
“大概明天早晨吧，这里有些工作要干。”
“多吗？”
“我不知道。”
“系好安全带，”飞行员说，“我们要降落了。”
飞机一个急转弯降落在机场。飞行员刚一媳灭发动机梅森就跳下来，匆忙进了候机厅，走进一个电话亭，他用右手挡在头上，这样别人从外面就看不见他的脸了。
梅森接通了德雷克的办公室，几分钟之后保罗·德雷克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
“你在夫勒斯诺干什么？”德雷克问。
“四处看看。”
“他们抓到你了吗？”
“谁？”
“夫勒斯诺警察局。”
“没有。”
“他们正在找你。”
“什么罪名？”梅森问。
“警察认为你偷换了证据。”
“根据是什么？”
“代文浦留下的那封信。”
“那封信怎么了？”
“他们认为你拿走了原来装在信里的原件，换了6张白纸。”
“这对我来说有什么后果？”
“据那里的地方检查官说，这可能使你被认为是事实后帮凶。”
“接着讲，”梅森对保罗说，“还有什么？代文浦夫人怎么样？”
“显然她在夫勒斯诺。”
“我想他们已经找到尸体了吧。”
“是的。”
“身份鉴定有问题吗？”
“毫无疑问。尸体埋在一个很浅的坟里。噢，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佩里，坟坑是两三天之前挖的，是事先准备好的。”
“你确定吗？”
“确定。”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有几个孩子曾经见到过那个坑，在里面玩过游戏，把它当做掩体，所以他们才很容易地发现了尸体。那些孩子看到他们的掩体被填平了，就去告诉他们的父母。有一个孩子的父亲觉得事有蹊跷，就去那里看个究竟。那儿的土很松，很容易挖，他挖了两三英尺时，碰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扒开浮土一看，竟是一只人的大腿。他马上带来警察，挖出了尸体。”
“人死了多长时间了？”
“昨天死的。显然雷诺特医生说对了，现在警察正忙不迭地向他道歉呢。”
“有人看见‘尸体’爬出窗户？”
“警察认为有一个男人把尸体装进汽车，然后跳窗逃跑了。”
“穿着睡衣？”
“他们是这么认为的——作为遮掩，万一有人看见他。”
“还有什么？”
“你说的用假名住旅馆的话是对的，在这方面我们跑在警察的前头。弗兰科·史坦顿在夫勒斯诺的威尔士伯格汽车旅馆登记，显然那就是代文浦。人们对他的描述与代文浦个人相吻合，他甚至给了他本人的汽车牌号。不过他没喝酒。他接待了一个来找他的人，那天晚上他们谈得很晚，隔壁有一对夫妇向老板抱怨过。”
“男的还是女的？”
“谁？”
“和他会面的人？”
“是个男人。我们对此知之不多，我们只是随意地和威尔士伯格夫人聊了聊，没敢谈太多以免引起她的警觉，担心如果问太多问题她会去警察局报告，你当然不希望那样。”
“的确不希望。”梅森说。
“好吧，”德雷克说，“剩下的都是你的事儿了。现在还有一件事，佩里，你的朋友莎拉·安赛尔一直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总机接线员格蒂告诉她可以给你留口信，跟她说我可能会跟你联系。”
“她想干什么？”梅森问。
“她现在非常后悔，她现在换了个脑子。她说她当时对米日娜·代文浦失去了信心所以一时冲动。她当时很累，所以疑神疑鬼。现在她说真想把自己的舌头割下来。”
“她在换脑子之前把她知道的全部都告诉警察了吗？”梅森问。
“噢，当然。她什么都说出去了，警察对她态度有些强硬逼着她发疯。所以，她前思后想了一遍，终于觉得她用不确凿的证据控告了米日娜·代文浦。现在她泪流满面，后悔不迭。她想让你知道你可以信任她，她想通过你给米日娜带个话。”
“真是好心人哪！”梅森说。
“可不是！她把知道的什么事都抖落出去了，然后又跑回来请求宽恕——或者是想再来探听点消息，好去吹嘘。”
“你觉得是警察派她来的？”梅森问。
“可能吧，”德雷克说，“但如果她是在演戏的话，那戏演得可真不错，她洒的可都是实实在在的眼泪。她让你一跟我联系上就给她打电话，她留了一个电话号码。你要吗？”
“天哪，不要，”梅森说，“我要是从这儿给她打个长途电话，她5分钟之内就能报告警察说我在夫勒斯诺，到那时这里的每一个警察都会来抓我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去威尔士伯格旅馆，订一间房，设法从威尔士伯格夫人那里打探点儿消息。”
“用假名登记？”
“不，”梅森说，“那不就意味着潜逃了吗。我用真名登记，在警察找到我之前我大约有20到30分钟的时间。那座坟挖好多长时间了，保罗？”
“至少3天了。代文浦死之前孩子们在里面玩了3天。”
“这可不大妙了，”梅森说，“地方检查官会以此作为预谋杀人的证据。”
“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已经那么说过了，他把它称之为他所遇到的最卑鄙、残忍的预谋杀人案。”
“好了，”梅森说，“我会去找你的。”
梅森确认没人注意他后离开了电话亭，然后留出去叫了辆出租车，直奔威尔士伯格旅馆。
坐在登记桌后面的女人大约50岁左右，神态很像是主妇，她的嘴唇看上去很友好，但眼睛却显得很锐利，像能把人心看透似的。
“您好，”梅森说，“我没带行李，没计划要留下来，我只带了钱。”
“我们要的就是钱，”威尔士伯格夫人说，“还有两间房，你可以随便挑，5美元一间。”
梅森递给她5美元同时给了她一张名片。“我是律师，”他说，“我想了解一下发生在这里的一个案子的情况。”
“是吗。”
“我想了解一下弗兰科·史坦顿，”梅森说，“几天前他在您这儿住过。”
“是啊，噢，你是第二个问起他的人。”
梅森温和地笑着说：“史坦顿先生朋友挺多的。”
“出了什么事？他做了些什么？他……”
“就我所知没什么事，”梅森说，“只是想给他一些文件。”
“噢！”她尖声说，接着，她很怀疑地问：“离婚？”
梅森摇摇头，“我不便讲太多细节，不过是关于一处矿产买卖权的问题。买卖权再过几天就到期了，如果买方要求偿清买卖权的话，嗯，你知道，如果不能找到史坦顿那将是非常尴尬的。”
“啊，是的，我明白。噢，他只在这儿呆了一个晚上，他留下了在洛杉矶的地址。”
“我有他的地址，”梅森说，“可是他不在家……嗯，还有几天的时间，但如果他想把自己藏起来的话那就太令人尴尬了。你记得关于他的什么事吗？”
“不很多，”她说，“他在做矿产生意，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