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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正事吧，列夫·伊凡诺维奇。”
“我需要知道，总统是否要会见选民。如果要见，在什么时间，又在什么地方？”
“连您都不能从另外的渠道获得此消息？”土林奇怪地问道。
“总统筹划了一个预选运动，他和他左右的人都希望得到电视界的支持。”
“这个问题不是我这一级别的人能决定的。”
“别说自己不行，萨莎。你是电视明星，如果说，你要准备什么工作，亚力山大·土林不会遭到拒绝吧。”
“发生了什么事情，您还没说呢？”
“这不能说。”古罗夫点点头。
“这么说事情很清楚，你们收到了一件正在策划的杀人阴谋的情报。而总统的保卫工作不是由刑事侦查局负责，给我材料看看……”
“你真是个聪明伶俐的小伙子，萨莎，但你不要教我如何生活。”古罗夫打断他的话。
“如果您感兴趣……”
“我们对什么都感兴趣，”古罗夫又打断他的话，“你早点同意，你就能早点回去睡觉。快点同意，你没有选择。”
“这样吧，”土林有了信心鼓足勇气说，“可能我会搞到什么信息，但是如果发生什么不妙的事，我就会被撤职，我这一生就别再想作广播工作了。”
“如果发生了什么事，你会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被解除职务并且失去广播工作。如果你不帮我的忙，你这一辈子也别想生活好。你会后悔莫及的。”
“你参与这样的事情干什么？”土林脱口说出。
“情况不妙啊。走吧。明天中午斯坦尼斯拉夫与你取得联系。”古罗夫站起来，“那么，顺便说一句，你好些了吗，不然，就再休息会儿吧，明星可要小心些。祝你成功。”
“再见，”土林信心不足地向门走，“我还不是你所说的那种臭狗粪，列夫·伊凡诺维奇。”
“你是一位杰出的青年，亚力山大！”古罗夫拍拍土林的肩膀子，他又有点站不住了，“如果我不相信你，也不会把你给请来。”
第十四章
伊戈尔·斯美尔诺夫坐在圈椅里，背靠在椅背上并且伸着脚，他刚刚用过福金给他送来的麻醉药，等待着快感的到来。
“你是条好汉，谢苗·彼得罗维奇，但我就不理解，你赞成白的还是赞成红的？”
“电视上又上演《夏伯阳》了吗？”福金笑着问道，“伊戈尔，你很可笑，像个大人一样奔赴战场，却像小孩子一样提问题。”
“谢苗·彼得罗维奇，你不要回答任何问题，不管是大人的或是小孩的。”伊戈尔微笑着，麻醉剂开始起作用，但小伙子的眼神还是严肃的，用询问的眼光提问，“你把我找来干什么？要一块香肠和带干酪的面包？你答应帮助我实现我的夙愿。”
“不对，我没许过这样的愿，”福金认真地回答道，拿起桌上的笔记本用大楷写上几个字：“不要胡说（Не Ъолтай）”，然后把笔记本推给小伙子看。这位集中精力在看，读完之后就觉得眼前团团升起蓝色的烟雾，想要唱，但最多只能说话了。
但他忘记了刚才讲什么来并且狂热地向福金讲不久前看到的那一出好戏。中校很满意那整个的转折，它可以让听者确信，这个小伙子是疯狂了，因此就没有出现任何危险。
在离斯美尔诺夫家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日古力”牌小轿车，里面坐着聂斯捷伦科和柯托夫，他们是古罗夫小组的最佳侦察员。
“华连廷，我想，这个奸诈的小伙子一定是服了什么兴奋剂，”格里戈利·柯托夫不太相信地说。
“可能是，”聂斯捷伦科同意这个说法“在任何情况下列夫·伊凡诺维奇都是对的，什么也逃脱不了他的眼光。可我就不明白福金是怎样利用这个小伙子的。但是事实很简单，出于对亲近人的爱，他不想再去小伙子那里。”
“准是这样，”柯托夫回答说，“你怎么认为，列夫·伊凡诺维奇没有猜到国家安全局人员的企图，还是弄不清楚？”
“你们这些不信神的异教徒，就只是会感到吃惊。”
“我们都是聪明有智慧的人，生活教会我们，要不然怎么会活下来呢？判断一下，到公元二千多年将消灭我们，但是不会死完的。”
“就是俄国人自己消灭自己，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民族想到此事，”聂斯特伦科反驳说，“至于说到古罗夫，你搞错了。如果列夫·伊凡诺维奇有什么想法，他会公之于众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密探，看，我们白跑许多天，都不再相信了。”
“可能他没有命了？”柯托夫看了一眼自己的伙伴，试探了一下。
聂斯捷伦科冷笑了一下，轻蔑的一撇嘴，放下一点玻璃窗，又吐了一口吐沫。
“你是个聪明人，不说傻话。不要检查我。应该找斯坦尼斯拉夫商谈，我们要分开来活动。我不喜欢伊里亚与根卡一起搭档工作。他们也是不错的小伙子，但总需要人照看一下。”
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从停尸太平间出来，他是到那里去认尸的。这个尸体是一大早在坟地边沿上发现的。
“没有疑问，助理检察官先生，”他向和他一起并排走着的一个年轻的穿便服的人说道，“死者叫巴图林·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出生于一九五○年，是总统警卫处少校。”
“上校先生，您对此暗杀有何建议，是谁干的呢？”
“我准确地知道，但不说。”
“为什么？”助理检察官停下来，摊开双手说：“您知道，您在说什么吗？”
“啊！”斯坦尼斯拉夫用鼻子哼了声，“我又不是刚给婚的小伙子。”
“我要请您到检察院走一趟，正式询问此案。”
“这是您的权力，”斯坦尼斯拉夫纵了纵肩说道：“千万别审问自己人，问的是什么样性质的问题？”
“是谁杀了巴图林少校和您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助理检察官答道。
“我怎么知道从哪里来的，法律顾问先生？”克里亚奇科奇怪地问道。
“开玩笑？您刚才说……”
“我说什么来着？”斯坦尼斯拉夫把手放到胸口问。
“我向你们领导写报告！”
“那您请写，”克里亚奇科打了个哈欠，全检察院人都会笑你，检察长的笑声最高。”
“但我们是同事！我们有共同的目标！”
“呸！别讲小孩话，你是大人了。您这个年轻人，应该一生记住，”斯坦尼斯拉夫停止笑说，“按照法律条文你可以命令我，但在实际生活中检察机关要是没有密探的帮助则除了生活琐事之外什么也没有，是不能破案的。我们有我们的工作，你们有你们的工作，我们应互相尊重。如果有需要侦查员向检察官报告的事，侦查员一分钟也不会沉默的。但一沉默，就是不能说的事。现在我就只能向您说这些对破案无帮助的话，一旦我掌握了事实，马上通知您。如果我这样劝谕您您生气的话，那您就是太年轻了，过几年就好了。咱们再见，敬礼，有问题打电话来。”
回到部里，斯坦尼斯拉夫到奥尔洛夫的会客厅看了一下，也没来得及问维罗奇卡，有没有什么新情况，她向橡木的门点了点头。
“我看，现在就问他会生气的。”
“黄嘴小儿说坏话，”克里亚奇科嘟哝着说一句，拉了拉自己的上衣，走进将军的办公室。
今天他们见过面，因此克里亚奇科直挺挺站在那里并且说道：
“我洗耳恭听，彼得·尼右拉耶维奇。”
“斯坦尼斯拉夫，你什么时候长大啦，”奥尔洛夫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
克里亚奇科述说着，又感到自己有错误就辩解说：
“我努力作好工作，将军阁下，但没办法。”
“你讥笑年轻的同事检察官，不感到惭愧吗？”
“是说真话还是您想要我说什么你愿意听的？”
“你到处树敌，笨蛋！费都尔·伊万诺维奇打来电话，说那个小伙子认尸后回去，差点都哭了，他要记你一辈子。你该怎么办？”奥尔洛夫摇了摇头，“你真缺德，拿年轻人开玩笑。”
“如果是这样，那么就讲讲真实的话，”斯坦尼斯拉夫坚决地说，“爱打架的人打电话了？他是六十岁还是快要死的人。他同犯罪战斗了约四十年，也在侦查局工作过，由于他在侦查中大打出手，现在还是一个助理检察官。昨天这个年轻人甩手不干了，可是他还是和费都尔·伊万诺维奇一样地工作。这事问谁呢？怎么说呢？谁是他的上级呢？是爸爸、叔叔还是论资排辈的邻居？我个人的良心一点没问题，彼得·尼古拉耶维奇。”
“我都烦你了，斯坦尼斯拉夫”，奥尔洛夫打开面前的公文夹，“你准备何时给土林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