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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也靠在墙边可怜地四下张望着。
电影院旁有一个小面摊，昏暗的马灯下，红红的炉火和热汽显得异样的温暖。瑞喜站在小摊前犹豫着，手里攥着老板娘给她的几张钞票，犹豫着是不是买碗面吃——她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终于忍受不了香气的诱惑，瑞喜要了一碗面，坐在小板凳上，围着一张低矮的小方桌，小口小口地吃起来。
穿花衣服的乡下女孩胆怯地靠近瑞喜，看着瑞喜碗里的面，咽着口水。瑞喜看到女孩可怜兮兮的样子，心里有些不忍，放下碗向她招招手。女孩羞涩地坐到瑞喜身边，瑞喜把碗推给她。女孩看了瑞喜一眼，端起碗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瑞喜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玲。”
瑞喜和小玲吃过面，躲在巷子尽头避风。听完瑞喜的故事，小玲问：“瑞喜姐，你以后打算怎么办？也许你家小姐想家，已经回去了呢？”
瑞喜说：“能想到的地方都找过了，我也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唉，小姐只要跟黛西在一起就会没事儿的。”
小玲叹息一声，说：“大上海找个人可真难啊。我来上海，也是要找人。我要找的老乡翠花姐在制衣厂，找到她就有活干了。她出来都三年了，每次写信都说上海好，我怪羡慕的，找到她，我也能过上好日子了。唉，可是，不知道啥时候才找得到。我除了种田、纳鞋底、做饭，其他的活都没干过，制衣厂会要我吗？”
“咱俩都是大活人，嘴长在身上，还怕问不到去制衣厂的路吗？东北那么远你都来了，制衣厂还能比东北远？你说呢？”瑞喜安慰着小玲。
小玲点了点头，正要说什么，却忍不住打了个喷嚏。瑞喜也觉得有些冷，就从墙上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广告撕下来，然后用火柴点着。她们簇拥着火，立刻暖和多了。小玲把周围的废木头也捡了过来，火堆越来越旺。小玲不冷了，话又多起来：“瑞喜姐，你定亲了吗？”
瑞喜害羞地摇头，问：“你呢？定亲了？”
“定了，他叫大柱，高高大大的，肩膀宽宽的，有啥烦恼，在他肩膀上一靠，就都好了！对了，瑞喜姐，你靠过男人的肩膀吗？”
瑞喜又摇摇头……突然瑞喜高叫一声：“制衣厂呀！”她把火堆里一张已经烧了一半的纸扒拉出来弄灭，摊到小玲面前：“看到了吗？制衣厂的广告，他们在招人！”
3
靠着那半张从火堆里抢出来的报纸，瑞喜和小玲进了一家制衣厂。
厂房的墙上贴着工作规章制度，机器噪音在厂房内外振荡着。瑞喜全身都挂满了棉花絮，戴着口罩，费力地推着一车布料往前走。实在太闷了，她停下来，把口罩猛地摘下，大口呼吸着其实一点儿也不新鲜的空气。但就是这样，还是被监工看到了，对着她高声吼叫道：“不许偷懒，快点儿！想磨洋工，明天就把你开了！”瑞喜咬咬牙，赶紧戴上口罩，把车推走了。
中午，瑞喜、小玲和其他疲惫的女工一起，在拥挤的食堂里吃饭。她们每个人端着一个饭盒，饭盒里是简单的素菜。旁边的女工听到小玲说话，悄声问：“听口音你是东北的吧？和我们组的翠花说话一模一样。”
自从来了上海，小玲还是第一次听到老乡的消息，她惊喜地问：“翠花姐？她和你一个组？她在哪儿呀？哎呀妈呀，可有消息了！”
女工没想到小玲真的认识翠花，端起饭盒躲避着站起来，闪烁其词地应付道：“嗯，没有，她现在不在我们组了。”
“那她上哪儿去了呀？我前几个月还接到她给家里寄的信，这才来上海的呢。你别走啊，你告诉我翠花姐走了有多久了？”
女工走了，瑞喜和小玲实在想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每次吃午饭的时候，小玲和瑞喜都想和那个女工说话。可那个女工却好像故意躲着她们一样，再没有被她们俩找到过。
有一天中午，小玲和瑞喜正一边吃饭一边说着翠花和那个女工，突然，一个英俊青年举着照相机对着小玲“咔嚓咔嚓”地拍照，小玲呆住了，瞪圆了眼睛。
瑞喜走过来，小玲立刻像得到了保护一样躲在了她身后：“先生，请问，您为什么要拍照？”
“哦，对不起，我是该打个招呼的，但是，我觉得她的神态很自然，所以就拍了，对不起。”青年说着，指了指瑞喜旁边，问，“这儿有人吗？我可以坐吗？”
也不管是不是有人同意，青年端着饭盒在瑞喜旁边坐了下来，他看了看瑞喜围裙上的号码，是199号，笑着说：“我是报社的记者，想做一个劳工专题，所以要了解一下工厂的情况，把真实情况告诉读者。现在，社会上都很关心劳工，很希望改善劳工的待遇，所以，这个采访很有意义。”
瑞喜点了点头，问：“那么，如果这里情况不好的话，报纸上登出去了，工厂会改善吗？”
“当然会！社会各届都会呼吁的，一呼吁，力量就大了。对了，我可以拍你吃饭吗？”
瑞喜听他这样说，大方地答应道：“好的。”
青年站起来，对着瑞喜拍了好几张照片。拍完之后，他又坐了下来，问：“我刚来，不了解情况，请问一下，厂里多久吃一次肉啊？”
“肉？我们已经来了一个月了，一次都没吃过，也许过年会有吧。”小玲说，“还吃肉呢，菜里要是有油就不错了。你看，这菜汤里，连点儿油花都不好找。”
青年很自来熟地把瑞喜的饭盒接过来，看了看说：“哦，真的是全素呢！”
小玲看了一下青年的饭盒说道：“你的有排骨啊，那咋办？把你的饭换给瑞喜姐呗，你一看就是技术工，不累，不要那么多油水也没问题！”
瑞喜推了一下小玲：“别乱开玩笑。”
“换就换。”青年真的把自己的饭盒给瑞喜，又说，“我还想问一下，你们每天的工作时间有多长？”
瑞喜正要回答，监工跑了过来，拉住青年，连珠炮似的大声喊道：“哎呀，少爷！我说您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呢！少爷，您怎么能在这儿呢？还吃工人的饭！真是我没有照顾好，罪过，罪过啊！走，到那边吃小灶去，专门给您烧了腌笃鲜，快走！快走！老爷要是知道您在这儿，还不定怎么怪我呢！”
青年被监工拉走的时候，回头跟瑞喜说：“对了，我还没问你的名字呢！”
瑞喜正犹豫着要不要告诉他，他已经被工头拉走了。
监工嘴里的“少爷”，叫吴烈，是瑞喜工作的这家纱厂老板吴贵山的儿子。作为记者，吴烈对父亲经营企业的方式很不满意。他在做了一番采访后，来到了父亲的办公室。
在气派的办公室中，吴贵山坐在太师椅里，悠然地抽着烟斗，听儿子慷慨陈词：“爸爸，您这样做是很不公平的！制衣厂的工作很辛苦，可是伙食却那么差，工人的健康怎么保证啊！而且，听说工作时间超过了12小时！”
看儿子停顿了下来，吴贵山沉着地说：“你说完了吗？”
吴烈想了想，说：“嗯，还有，您必须让她们一个星期至少吃一次肉！还有，蔬菜应该有选择，不能同样的青菜就一种，一吃就是半个月！”
吴贵山看了看儿子着急的脸，哈哈大笑起来。
吴烈生气地坐在沙发上，对父亲说：“爸爸，请您不要笑！这是我严肃的意见！”
“好啦，儿子啊，你看到的只是个别现象！再说，你想想，你爸爸是那么不通情理的人吗？我保证，这只是一些工人的牢骚，她们大多是乡下人，喜欢抱怨是她们的本性。其实，事情根本就是被夸大了！我肯定，你下回再去看的时候，一定比现在大有改观！”
吴烈有些不相信，探出身子说：“爸爸，我不是以儿子的立场在跟您说话，而是以报社记者的身份在跟您说话。我们的报纸，是同情劳苦民众、立志改良社会的，不是女人画报那种无聊、轻浮的东西！如果您不改善伙食，我会以一个正直记者的立场来向全上海报道！”
吴贵山依旧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哈哈大笑说：“儿子啊！你果然像我，认准了什么事情就挖空心思地干！门儿精啊！可是，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呢？你既然对女工的生活状况兴趣那么大，为什么要当记者？为什么不听我的，回来继承制衣厂？那样，你不是更能让她们过上好生活吗？别说你想让她们天天吃肉，就是天天喝牛奶、吃鱼子酱也行啊！儿子，你赶快辞了记者的工作，回来接班吧！明天就可以上班！来，过来！”
吴烈不知所措，吴贵山一把把他按在了自己的椅子上，说：“怎么样？只要你愿意，从明天开始，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