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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存异本”，也没有“道”字，而陆氏是遍列唐以前各种传本的，他所见的版本有魏·何晏的《论语集解》和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说明这些版本都没有“道”字；而主张当为“贫而乐道”的有清代学者阮元、武亿等，依据是传世本（即国内亡佚，又从日本引进的）皇侃《论语义疏》，但是敦煌发现的几种《论语义疏》的唐写本中都作“贫而乐”，没有“道”字。所以，关于传世本《论语义疏》有“道”字，有的学者指出其为“衍字”。（单承彬，《“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校正》，见黄怀信、李景明主编《儒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108页）综合各种情况看，宋代以前的各类版本中，都没有“道”字。近年发现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中作“贫而乐”，据考古研究，这是西汉时期的文献，也是现存最早的《论语》写本，没有经过后人的窜改，其可信度不言而喻，《校释》把“贫而乐”改成“贫而乐道”，实属可商。
五是“失校”问题。既然书名“新校”，毋庸置疑，应该对近年新的研究成果有所吸收和参考，否则无法体现其“新”。可是，《校释》对近年《论语》文本校勘方面的新成果关注不够。例如《论语·子路》“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中“即戎”，在《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中作“節戎”，（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本，第62页）“筋”为“节”字繁体，与“即”形近，《周易》中也有“即戎”，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中也作“簖戎”，已经有学者发表论文，指出传世的《论语》《周易》中的“即戎”当为“節戎”，“即戎”是“参加战争”，“節戎”是“减少兵戎之事”，这正和自称“军旅之事未之闻也”的孔子的政治主张相符合，《校释》对这些新结论可以不采纳，但在校语中列出来以供读者参考则十分必要，何况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最可信的汉墓竹简《论语》的信息？
以上显示，作者对《论语》原文的改动有不少是像上面指出的把“仁”改成“人”的可商之论。如果要“校出”一部“《论语》定本”的话，这些可商之论，要么需要慎重取舍，要么需要补充更加有说服力的论证。
至于该书的“新释”，同样有一些不能使人满意的地方。因为《校释》在注释方面“新意”当然不少，但治学有个基本原则：即有理有据，不能主观臆断。《校释》没有很好贯彻这一原则，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不足：
（一）强为之解。《论语·里仁》有“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作者说“‘得’字疑本作‘脱’或‘免’，涉前误”（第75页）。译为“贫和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不通过正当的途径离开它，不能离开。”通则通矣，但依据不足。《论语·泰伯》有“予有乱臣十人”，作者没有任何说明，直接指出：“‘乱’，古治字之误”（第197页）。这些解释都没有充分理由。
（二）增字解经。古书中一个词的解释，解释的词语和被解释的词语意义应该是基本相等的，如果平白增加了一些，就往往是“增字解经”了，如，“有教无类”的“类”，可以解释为“种类”，但是，解释成“贵贱种类”、“贫富种类”、“善恶种类”、“阶级种类”都是“增字解经”了，因为“贵贱”、“贫富”、“善恶”等词语都是注解者个人加上去的意思。该书也有一些类似的现象：《论语·为政》有“父母唯其疾之忧”，该书解释：“‘父母’，谓使父母。”（第27页）名词“父母”，怎么就会是动宾结构“使父母”？同篇有“人焉瘦哉”，作者解释“人”：“指被察之人的本来面目”（第30页）。“人”居然指“人的面目”。同篇有“诲女知之乎”，该书作“诲汝，知乎？”并解释：“诲，教也，此指所教，省所字”（第36页）。《论语·子罕》有“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该书说：“‘言’，谓言己”（第200页）。译文“先生很少谈自己的利益”（第200页），原来“言”是“言己”，是“谈自己的”。此类例多，不赘举。这是不顾古汉语的语言习惯，任意增字解经。
（三）乱说通假。古籍中通假现象常见，指出某字与某字通，必须证明在文献发生时代两字读音相同或相近，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就随便说某字借为某字，就是训诂学上说的“乱说通假”。《论语·为政》有“温故而知新”，书中说“而，借为能”（第31页）。“而”本连词，于此文通字顺，不必说成通“能”。《论语·八佾》有“其如示诸斯乎”，该书说：“‘示’，借为‘视’”（第55页）。不知有何根据？
（四）以今释古。即用今天的意思解释古书。《论语·公冶长》有“粪土之墙不可朽也”，该书释曰：“‘粪土之墙’，污秽肮脏之墙”（第102页）。说“污秽肮脏之墙”不可涂抹，从生活常识方面看也不通，因为，“污秽肮脏之墙”才正需要涂抹。其实，“粪”有“粪便、粪肥”义是秦汉以后的事，上古“粪”多是动词，《说文·卷四下》：“粪，弃除也。”看来“粪土”是动宾结构，意为“弃除泥土”，即“剥落泥土”，这样的墙才不能涂抹了，粘不住了。如此理解，正和“朽木不可雕”近义互补。又如：《论语·微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中“勤”字，《校释》说：“‘勤’，劳也”（第458页）。这样解释不错，但译文作：“（你们这些人）四肢不劳动，五谷分不清！”（第459页）显然，作者把“劳”解释成“劳动”，就不准确了，因为，“勤”和“劳”在上古都是形容词，“勤”是“勤苦、辛劳”，“劳”是“辛苦、劳累”，如成语“以逸待劳”就是“用清闲的对待劳累的”，“四体不勤”是指“四肢不辛劳”，解释成“四肢不劳动”也通，但却是以今释古。
以上所列可知，作者在注释《论语》时有些随意性。就笔者阅读的古籍整理类著作看，一类是严谨而有发明、有创新的，为上乘作品；稍次一点是那些严谨而缺少发明、创造的，“纂辑之劳多、发明之功少”是这类著作的特点，但由于搜集资料丰富，仍不失为中乘；如果一本学术著作，论“纂辑”则资料不全，谈“发明”则证据不足，其质量是需要改进的。另外，遗憾的是，这本“超越前人的、更加接近原本的《论语》定本”中也没有避免文字错误，仅举一例：《论语·子张》“君子有三变”，《校释》作“君子有三个变化”（第471页）。也希望下一步修订时尽量避免。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利用近几年的出土文献和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以及汉语词汇、语法史的研究成果，重新校勘、训释《论语》，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具体操作方面，不同的学者采用的方法、程序以及侧重点难免会有差异，但基本的方面应该是大体一致的：首先是穷尽性地占有材料，不仅是历代流传下来的材料，更应对近几年的新成果有充分掌握；其次是传统“小学”中“无征不信”的求实作风，必须发扬；再就是要有耐心，想几个月或一年半载就搞出一个《论语》校释定本，恐怕是操之过急的。
该书作者黄怀信先生是我一向尊崇和敬仰的学者，他的《小尔雅汇校集释》《逸周书汇校集释》和最近出版的《大戴礼记汇校集注》等著作，都获得学界的广泛好评，惟其如此，我们对《论语新校释》才有更高的期望值。笔者不揆梼昧，对该书妄加评述如上，盼望得到黄先生和读者们的批评指正。
（《论语新校释（附通检）》，黄怀信著，庞素芹通检，三秦出版社2006年9月版，38。00元）
学术规范与职业道德
吴 迪（启之）
我不知道天下的“主编”分几种，但私心以为其中至少包括“包工头”和“二道贩子”两类。主编中的包工头，跟装修、筑路中的同行一样，也是到老板——书商或编辑那儿领上活儿，招呼一把子人——大约少不了自己的门生弟子友朋——分工之后，各自回家干活儿，竣稿后交差领钱。这类主编对“工程质量”并不关心，对“民工”们的抄袭剽窃睁眼闭眼。于是，“豆腐渣”工程堂皇跻身学府。主编中的“二道贩子”虽然也是跟书商或出版社联手，但跟“包工头”不同，他们不必找人干活儿，只须将人家的文字拼凑成书，倒卖出去。在对待作者的态度上，“二道贩子”主编分三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