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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书评》有篇文章，讲到英美读者“也许脑中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俄国小说里尽是些早该送进疯人院、或才从疯人院逃出来的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恰恰可以助长这个没有大碍的想法，更加证实了俄国无异于一所规模庞大的精神病院，院里的看护和病人患有相同的疾病。”（《从灵魂涌出的洪流》）这番话完全可以移过来形容《绝境》。——关键在于，这些疯子非但行径怪异，还对诸如生、死、上帝、世界之类的问题深入思考、反复讨论；此类想法和说法，更成为俄罗斯小说的主体。这是俄罗斯小说令人望而生畏之处，也是它们最具魅力之处。在苦苦思考与认真讨论的疯子看来，欧美小说里的那些正常人未免太简单，太浅薄了。
提起阿尔志跋绥夫，往往就要讲到鲁迅。在中国，好像没有谁比他更热衷于译介和谈论这位作家，并且深受其影响。鲁迅在《头发的故事》中，让主人公N说：“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这句以后被他一再引用的话，出自所译《工人绥惠略夫》中绥惠略夫之口。《绝境》中的“小大学生”奇日，也曾有过类似念头：“所有这些被津津乐道的幸福，这个黄金时代的一切，连同人类的全部未来，是否还能抵得上一个渺小、饥饿、屈辱的大学生所承担的所有不为人知的苦难呢？……为了你们这些未来的人，还需要多少同样渺小而默默无闻的幻想家，还需要多少鲜血与痛苦！……为了你们……未来幸福的猪猡……代价是不是太高昂，牺牲是不是太巨大了呢？……”对此作者写道：“这个疯狂的想法是如此突兀，陌生得连他自己都被吓坏了。就像粗暴地侮辱了最珍贵的东西，就像玷污了圣物。”当年人们读到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大概正是此等印象。鲁迅在《译了之后》中说：“阿尔志跋绥夫是厌世主义的作家，在思想黯淡的时节，做了这一本被绝望所包围的书。”说来《绝境》同样如此。
这个“黄金时代”之前的年月，这个“思想黯淡的时节”，也就是通常所谓“世纪末”；阿尔志跋绥夫正是一位典型的世纪末作家。《绝境》所一而再、再而三描写的自杀，应该置于这一背景之下去理解。记得在一个座谈会上，有论家批评鲁迅翻译选材不精，即举阿尔志跋绥夫为例，说他只是个过时的无政府主义作家罢了。这样说假如不是了解不够的话，就与对“世纪末”或“黄金时代”如何认识有关。当鲁迅深受阿尔志跋绥夫的影响，认为自己也生活在这位作家的时代，曾说：“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自己的腐烂的尸骸。”（《娜拉走后怎样》）这与奇日关于“黄金时代”的想法如出一辙。鲁迅晚年自己也做起“将来的梦”了，就把“萨宁之徒”说成“以一无所信为名，无所不为为实”（《（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从“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里看见了绝望和荒唐”（《祝中俄文字之交》），而以《萨宁》为“淫荡文学”（《（艺术论）译本序》）。然而不幸的是，“黄金时代”遥不可及，“世纪末”如此漫长，阿尔志跋绥夫尚未过时。较之同时代的高尔基、索洛古勃、蒲宁、库普林和安德列耶夫等，他与我们的关系可能更为密切。
虽说基里洛夫与纳乌莫夫之间不无呼应关系，二人却有根本区别：基里洛夫是关于自己的自杀思想的实行者；纳乌莫夫则仅仅是在鼓吹自杀而已，结果别人死了，而他活了下来。这与安娜与基里洛夫之间的区别，同样重要。从安娜到基里洛夫再到纳乌莫夫，可以说离“古典”越来越远，离“现代”越来越近。创造他们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尔志跋绥夫，正分别代表了俄罗斯文学或俄罗斯思想的不同时期。当纳乌莫夫被问到自己为何不自杀时，回答：“我活着是因为我的思想比我本人更加强大！”并且说：“人有权利把思想推演到荒谬的程度，推演到残酷的程度、暴虐的程度，随便怎么样都可以！……有能力便去做，对您来说，这是唯一的法则！”这番话，也像是在形容阿尔志跋绥夫此前所写另一部小说《萨宁》里的萨宁。萨宁与纳乌莫夫都是毫无担当的人。不过萨宁更其恣意妄为，纳乌莫夫则只是个思想或言论上的萨宁。萨宁与犹太青年索洛韦伊奇克的一番交谈，可以视为整部《绝境》的雏形。当索洛韦伊奇克问：“可是难道不能为未来生活吗？哪怕是为了以后人间会有黄金时代……”萨宁断然回答：“黄金时代永远也不会有。”这时的他，简直就是纳乌莫夫的前身。萨宁宣称：“痛苦是毫无意义的，反正任何人都不可能永生。只有那些在自己生活中已经看到快乐的人应该活下去。而痛苦的人死掉更好。”索洛韦伊奇克信念被摧毁了，自杀而死，就像《绝境》中的人物一样。对于萨宁和纳乌莫夫来说，既有的一切道德规范和思想模式均已丧失价值，无须继续遵从；他们称得上是“世纪末”或“黄金时代”出现之前所出现的“新人”。二十世纪迄今，此类“新人”在各个领域大行其道。
《绝境》开篇就将书中一系列人物的自杀归咎于纳乌莫夫：“这个阴郁者的身影或许已经成了生活的负担，但毋庸置疑的是，在诸多事件的演进中，他举足轻重。”然而又说：“而当你环视周围，便不能不发现，人类的任何意志都无济于事，既不能丝毫增加生活中已有的内容，对于向大地最深处生长的根基所萌生的东西也毫无助益，无论早晚，无论以何种方式，都必然会导致难以逃脱的结局。”其间矛盾之处，最可留意。小说中第一个自杀的是少尉克拉乌杰，对他来说，“没有痛苦，但也毫无意义：开始新生活毫无意义，衣着毫无意义，吃喝毫无意义，说话毫无意义，思考毫无意义……并非厌倦了一切，而仅仅是因为——毫无意义。”他明确宣布：“我活不下去了，但不是因为他（指纳乌莫夫）所讲的东西……”这提示我们，纳乌莫夫“奇怪的死的福音”，未必真的具有启示意义或终极意义。奇日一度是纳乌莫夫坚定的反对者，称得上是全书中对于未来的希望系于一身的人物，最终却也难免自寻绝路。所留遗言：“很好，我有信仰，我相信生活是美妙和壮丽的，但它并不属于我！……我的一切都完结了：我再也无法从此地逃脱，我既没有奋斗的力气，也没有抗争的欲望。……随便吧，让你们去活吧，但愿你们幸福，但愿自由美好的人类生活的前景为你们敞开！……但我沉沦了！”可能更接近于作者自己对于“世纪末”或“黄金时代”之前的把握。也就是说，那些自杀者更属于这个年代“向大地最深处生长的根基”。相比之下，无论萨宁还是纳乌莫夫，毕竟还在赋予人生和世界以某种意义，无论这意义是“享乐”，还是“死”。《绝境》里剩下的活人，除纳乌莫夫外，还有一位“极端的悲观主义者”老医生阿尔诺利基，“本质上比纳乌莫夫更糟”。当奇日问：“那您为什么不去自杀呢？”他回答：“我什么要自杀呢？我早就已经死了！”
鲁迅说：“阿尔志跋绥夫的著作是厌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带着肉的气息。但我们要知道，他只是如实描出，虽然不免主观，却并非主张和煽动；他的作风，也并非因为‘写实主义大盛之后，进为唯我’，却只是时代的肖像：我们不要忘记他是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家。”（《（幸福）译者附记》）阿尔志跋绥夫并不是思想家，只是对于所处时代敏感到了病态程度，并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