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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历任道台。辛亥革命爆发逃居上海，后去北京，与袁克文交游，袁世凯称帝后，被任为代理印铸局长。袁帝制失败，易顺鼎纵情于歌楼妓馆。
易顺鼎专门取了一个凄冷之极的别号“哭庵”。他继承汤、尤的说法：“人生必备三副热泪，一哭天下大事不可为，二哭文章不遇知己，三哭从来沦落不偶佳人”，强调“此三副泪绝非小儿女惺忪作态可比，惟大英雄方能得其中至味”。联系易之行藏，与晚明卿谋等人一样——将“沦落不偶佳人”与“天下大事不可为、文章不遇识者”并列，但卒章显其志，在《哭庵记》中强调：“吾之哭与贾谊、阮籍、唐衢、汤卿谋等不同，只哭母而不哭天下。”
其实晚清举人顺鼎以母亡哭，未免矫情，何如晚明卿谋真诚坦率，乃真正的性情中人！
始诸饮食
段 炼
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中，用相当多的篇幅谈及家族制度对于个人成长的影响。其中一个细节颇有趣味：
除父亲外，身教言传对我一生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外祖母张老太太……最使我终身不忘的是我吃饭时，外祖母不止一次地教训我：菜肉能吃尽管吃，但总要把一块红烧肉留到碗底最后一口吃，这样老来才不会吃苦。
这一细节之所以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它让我想到幼年时，祖母也曾有过类似的教诲。不过，和张老太太的观点不同，祖母特别强调米饭的重要性。她经常在餐桌边说，无论在外边应酬，还是饭前吃过零食，抑或正餐时因吃菜太多不想吃饭……总之，一定要多少吃些米饭，“盖在（已吃过的东西）上面”——在她看来，只有这样，才真正“经饱”（耐饿）。
这两种“始诸饮食”的家庭教育，虽然在肉和饭的选择上存在差异，但同样证实了何炳棣的感慨：“请问：有哪一位国学大师能更好地使一个五六岁的儿童脑海里，渗进华夏文化最基本的深层敬始慎终的忧患意识？！”
那么，如何理解这种餐桌上的差异？
张光直在《中国古代的饮食与饮食具》（载《中国青铜时代》）中，通过阴阳五行之说，对中国古代的餐饭制度和饮食习惯的秩序进行了一番描述。他认为，从广义上说，“饮食”可分为“饮”（水）与“食”两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论语》等先秦典籍中，能读到许多与此相关的句子。比如：“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又如：“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这些描写证实了张光直的结论：“一餐饭最低限度应包括一些谷类食物（以粟为主）和一些水。”
如果沿着这一基本饮食结构往上走，走到“士大夫甚至王公的餐饭”，张光直认为，就需要在“食”与“饮”之外，再加上第三个范畴，即“菜肴”。这就是说，从狭义上看，“食”又可细分为“食、饭”（土）与“膳、羹”（火）两个部分，即饭或谷类食物与作为菜肴的肉类与蔬菜（即现代话的“菜”）。这一中国饮食方式的结构本质，从晚周直到今天一直未变。
显而易见，就菜肴部分而言，相对于蔬菜，肉食在中国的饮食体系中无疑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生活上所不必需的奢侈品”——这也正是张老太太对最后一块红烧肉情有独钟的根本原因。所以，张光直说：“在饭菜之间，饭较菜更高级（按，此处张说疑有误，似应为更低级），更基本。”
因此，中国人餐桌上饭与菜的搭配关系，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张力。从高端看，菜肉较饭食更加高贵，因此最后的红烧肉是由苦到甜的隐喻；从低端看，饭食较菜肉更加朴实，所以最后的米饭成了基本生活保障的象征。对此，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在“How to Cook and Eat in Chinese”中有一段有趣的描述：“在各处都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是‘饭’与‘菜’之间的对照。多半的穷人主要吃米（如果吃得到的话）或其他谷类食物为主食，而吃菜吃得很少。菜只是配饭的……但即使是富家的小孩，如果他们肯多吃饭也是会被称赞的。”
正是这种餐桌上的实用理性与灵活机制，使得中国的父母既遏制了小孩对菜肴的尽情享受（如吾乡方言所说：“菜是咽饭的”），也实现了营养结构的隐性平衡。而杨步伟女士的这一态度，与我祖母强调的米饭的重要性似乎不谋而合。这大概就是孔子所谓的“肉虽多，不使胜食气”（《乡党》）的一丝余绪吧。
何炳棣的这段回忆，也让我想到《唐会要》中记载的西域粟特商人教育小孩的方法。粟特人生了小孩后，必定要喂新生儿吃蜜糖，并在他们手上涂胶水。这是希望小孩长成后，既甜言蜜语，又能拿钱如胶水粘物，也就是擅长商道、争分铢之利的意思。以我看，这样“甜蜜的祝福”，比《颜氏家训》中那位士大夫教其子“鲜卑语及弹琵琶”（相当于今日考G考T以及钢琴过级），“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相当于今日考国家机关公务员），显得更有人情味，也更宽容豁达。
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张老太太“最后的红烧肉”以及我的祖母“最后的米饭”。记得在《战国策》记载的那次殿上辩难中，触龙语重心长地对赵太后说：“父母之爱子女，必为之计深远。”其实，“父母之爱”又何必往深远处“计”呢？千百年来，这份朴实而温暖的舐犊之情，不就埋藏在每天餐桌上的那一粥一饭之中吗？
（《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7月版，36。00元）
马叙伦与“三白汤”
朱小平
自古以来，文人学者常与美食佳肴结缘。究其根源，无非是因食品文化是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故。历史上很多名人如苏东坡、李渔、袁枚、倪云林、曹寅、曹雪芹等，不仅擅做佳肴美馔，还纷纷将佳肴美馔写入著作或收集成食谱流传至今。即便如大思想家、大文学家的鲁迅，在他少年时代写过的《戛剑生杂记》，也曾津津有味地提到过数种菜肴。
不少前辈学者也有此种爱好和余事，例如北京著名的风味小吃炒肝，便是老报人杨曼青先生（他在1910年为《北京新报》主持人）发明的。与此相仿佛的还有马叙伦先生。世人多知其为革命家、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还兼擅古文、诗词、书法，殊不知他还是一个美食家。
我没有见过马叙伦老先生，只是与他的后裔有过交往。马先生字夷初，浙江杭县（今余杭）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后一直任高教部部长，并曾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六十年代因患病而卧床，1970年逝世，享年86岁。他年轻时追随孙中山先生，是老同盟会员。其他诸如参加南社、编辑《国粹学报》《大共和日报》等等，是为当时士林之俊彦。民国以后任过浙江省民政厅厅长等职，并在北京大学任过哲学教授，讲老庄哲学，对儒、道、释诸家兼而通之，著有《庄子义证》等。“五四”时支持学生。1916年袁世凯称帝，马先生愤然离职而去，一时有“挂冠教授”之誉。马先生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中均担任过教育部次长，四十年代他奔走呼号反对专制，组织民主促进会，引起国民党政权仇视，因而在南京下关车站被特务殴伤，一时声动全国，周恩来当时曾亲赴医院慰问。毛泽东对马先生的道德文章也颇为推崇，进北京后曾亲自登门拜访；建国伊始即亲自指定马先生与郭沫若、茅盾、范文澜等7人组成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我见过一幅照片，那是1953年元旦宴会上，毛泽东曾与马先生并肩而坐；据说上下台阶，毛泽东均亲自搀扶马先生，由此可见马先生的声望。
马先生的信仰诚如他自己所云是为社会“生死不计”，但他的兴趣却又是多方面的。从他早年出版的两种随笔集《石屋余渖》《续渖》中，可以看出他还是位美食家，擅治佳肴美馔。
听老辈人讲，二三十年代旧北京餐馆食谱中有三种以当时名人命名的肴馔：赵先生肉、张先生豆腐、马先生汤。而其中的“马先生汤”即为马叙伦先生所创。当时北平中山公园辟有茶座，分东西两路，东有来今雨轩，西有春明馆、长美轩、集士林、柏斯馨四家，匾额多为名人所题，如来今雨轩，先后有徐世昌、郭风蕙题匾。长美轩何人所题，已不可考。这皆为当时社会名流茗谈雅集之处。马先生常光顾那里的川黔馆长美轩，长美轩的名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