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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概念，而是精神所指；这就包含了美国和以色列：“我所谓欧洲小说指从塞万提斯到福克纳的（小说）历史。”
奥本海默突然想起昆德拉列举的对小说发展史意义重大的作家没有一个是女性作家：“你的文章和访谈里从不提及女性作家。能解释一下吗？”昆德拉：“小说里的性别让人感兴趣，作者的性别则不一定让人感兴趣。一切伟大的小说，一切真正的小说都是双性的（Bisexual）。也就是说它们既表达女性的世界观，也表达男性的世界观。作家作为肉身的人的性别是私人领域的事情。”
米兰·昆德拉所有的小说生动地记录了他在捷克的生活经历。当被问及是否想写另一种社会历史背景的东西（比如他熟悉的法国）时，他却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30岁以后开始的创作生涯大半在法国度过，与法国的关系“比一般认为的更紧密”。
关于《小说的艺术》，米兰·昆德拉自认为那不是理论，而是“实践者的忏悔录”。他更喜欢听艺术的实践者谈论艺术。《小说的艺术》的美国版编辑曾经考虑用书的结尾部分“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作标题，昆德拉却因为个人的一段写作经历用了《小说的艺术》。他曾经写过一本关于捷克小说家万库拉（VladislavVancura）的书，书名就叫《小说的艺术》。虽然书写得“不成熟”，“但我想保留过去的一段岁月记忆”。
在结束奥本海默的采访时，米兰·昆德拉留给读者的话是：“到30岁我才开始写作，写了许多东西……我的写作是多方面的。我在寻找自己的声音和风格，在寻找自我。第一部小说《玩笑》（写于1959年）写完后，我就确定找到了自我。我成了一名散文体作家，一名小说家。别的什么也不是。”
流亡者冷漠回归
流亡者冷漠回归
《无知》
作者：米兰·昆德拉
译者：许钧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8月
定价：15。00元
□书评人成林
在昆德拉笔下，似乎不会有丑女人、老女人，而只有两种女人：美已经被发现的女人和美尚未被开掘的女人。昆德拉似乎确信，每个女人，每个不同年龄层次的女人，只要有合适的手去召唤，都会焕发出美的光泽。《无知》里的伊莱娜就是这样，四十来岁，涌动着热力和潜能，在世界灰暗的背景下展示迷人的身姿。有人说这表明昆德拉有恋母情结。在《无知》的结尾，女婿身份的古斯塔夫和岳母、伊莱娜的母亲发生了乱伦之爱，似乎印证了这一点。
《无知》抒写了两个回归者的故事。伊莱娜和约瑟夫，在离开故国二十年后回到祖国捷克，这时捷克的原有政权解体了，社会重新回到私有化的轨道。二十年的隔离，捷克和他们还有什么关系呢？几乎什么关系都没有，除了二十年前那些不堪的回忆。一个有趣的细节揭示了他们和旧友亲朋的隔膜：伊莱娜在一个餐馆里准备了十二瓶波尔多葡萄酒招待她的昔日好友，但这些老女人却坚持要喝啤酒，没有人理睬她的葡萄酒。葡萄酒、啤酒的对立恰恰象征了两种身份认同的区分。她们不断讲述过去的事情，试图把伊莱娜纳入她们熟悉的生活轨道，没有人关心她在法国的生活现状。迎接回归者的只有失落、隔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而他们的生活在别处。昆德拉描述了长期的隔离产生的严酷后果，这一发现类似于卡夫卡在《变形记》中对亲人之间的关系的揭发。
流亡是20世纪文学中一个异常有趣的现象，流亡者中诞生了20世纪数量最大、成就颇巨的一个作家群体：流亡作家群体。昆德拉本人就是流亡者之一，如果没有对于流亡的深刻体验，在刻画流亡者的心态时就不可能有发言权。流亡者既不属于故国，也不被他们的居留国所认同，他们是无所归依的陌生人，是彻底孤立的个体。这两个流亡者在机场相遇了，女人记起来男人是她以前钟情的一个人，而男人则压根儿想不起女人是谁。面对同样无所归依的处境，他们躺到一起，体验最高潮的性生活。当社会性的认同无法获得时，他们只好向自身内部寻求。人就是这样可怜的玩意儿，不是么？
昆德拉酷爱写性。托尔斯泰在小说里的矛盾无法解决时，会诉诸基督教；而昆德拉则诉诸做爱，做爱似乎是昆德拉的宗教。每当小说无法收束的时候，昆德拉总是用做爱来解决。在《无知》里，昆德拉沿用了他一向注重小说的节奏感、音乐感的做法，53个小节舒缓有致，最高潮便是两对性爱的同时展开：伊莱娜和约瑟夫的，古斯塔夫和伊莱娜母亲的。前者是两个回归而无法回归者的相互抚慰，后者则是外来投资者与本地居民的文化交流。
昆德拉开创了一种“分析小说”的传统。在他那里，小说不再是直线、单一、平面的，而是回旋、褶皱的，被理性分析不断干预。《无知》可以看做一部探讨“回归”这个词的论文。小说里不仅有伊莱娜和约瑟夫回归的现实，还穿插了《奥德赛》里尤利西斯的回归、作曲家勋伯格的流亡、冰岛诗人遗体之争的故事，都集中指向“回归”的主题。与《奥德赛》对“回归”的正面价值的肯定不同，《无知》是对“回归”的反写，对“爱国”这一宏大叙事的消解。在9万多字的篇幅里如此娴熟地裁剪横跨三四十年、涉及十几个人的故事，同时在纵深层面作有力的开拓，尚存人世的作家里已经没有几个能有这样的腕力了。
对米兰·昆德拉的强暴
□卡尔文
最近看到摆在热卖地段的新版昆德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2月—2004年8月），封页着实美观，纸质优良，版式与字体也都很得当。现在唯一忧虑的是译文的质量与之前译本的差异。我打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译者许钧），仔细阅读。那些似是而非的译文的确有些蹩脚，不过没看过原文，无法确定优劣。况且，我并不苟同于时下那些反对许钧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一书名作了改动的声浪，相反，我倒看出许均在书名上的改动使得表达更加准确与自然（更加符合原作的本意），由此而体会到译者至少在这一问题上经过了深思，其不苟同权威的勇气也令人激赏。
翻开第四页，我不禁有些惊讶：译文出现了问题。让我们先来看一段韩少功先生的译文：
“……那么我们将选择什么呢？沉重还是轻松？
“巴门尼德于公元前六世纪正是提出了这一问题。他看到世界分成对立的两半：光明/黑暗，优雅/粗俗，温暖/寒冷，存在/非存在。他把其中一半称为积极的（光明，优雅，温暖，存在），另一半自然是消极的。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积极与消极的两极区分实在幼稚简单，至少有一点难以确定：哪一方是积极？沉重呢？还是轻松？……”
再来看看这位许钧新版的译文：
“……那么，到底选择什么？是重还是轻？
“巴门尼德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就给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宇宙是被分割成一个个对立的二元：明与暗，厚与薄，热与冷，在与非在。他把对立的一极视为正极（明、热、薄、在），另一极视为负极。这种正负之极的区分在我们看来可能显得幼稚简单。除了在这个问题上：何为正，是重还是轻？……”
请注意最后一句，很明显，韩少功的翻译：“至少……”是准确的，而许氏版本竟然变成“除了……”，这不是语言习惯上的差异（一个优秀的翻译者应该杜绝个人的语言习惯），也不是依据版本不同所能造成的差异；很遗憾，这的确是一个错误：印刷上的或者翻译上的。
我感到遗憾之余，迅速翻开《被背叛的遗嘱》（译者余中先）。我之所以接下来打开这本书是因为这本貌似随笔性的书思索线条非常明晰，其本身便在翻译上对译者构成天然的限制。
它已有着令人百看不厌的出色译本，翻译者孟湄。
我们先来欣赏一段由孟湄所作的译文：“……今日小说生产的大部分是由那些在小说历史之外的小说组成的：小说化的忏悔，小说化的报道，小说化的清算，小说化的自传，小说化的披露隐私，小说化的告发，小说化的政治课，小说化的丈夫临终之际，小说化的父亲临终之际，小说化的母亲临终之际，小说化的失去童贞，小说化的分娩，没完没了的小说，直至时间的终结，说不出任何新的东西，没有任何美学的雄心，为我们对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