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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外部环境而言，“平静”是由于政府对民间财富的代际转移缺少准备。往往在大量的事实存在后，才出台法律的规范，这是中国特色的法律思维。在这种情形下，我国目前没有系统和明确的关于“股权继承”的法律法规，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法律条文散见于《公司法》以及《继承法》若干部分，在审判实践中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也不一致。所以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法律对家族的财富继承没有太多指引和干涉，这也是中国式继承能够平静而顺畅进行的原因。
“双重继承”
中国家族企业的继承，并不是像西方家族企业常见的在继承时将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而是一种双重继承。
在继承人的名片上，“董事长兼总经理”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很多交接班成功的企业的创始人都曾表示过不一定任人惟亲，但从实际结果来看，他们对后代的信任度显然远远大于家族以外的成员。
中国职业经理人的目前不成熟导致企业家们对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充满不信任。经济学家钟朋荣的说法是：“很多人包括专家都在呼吁把企业交给‘阿姨’去养。谁不想自己轻松轻松呢？但是中国有几个‘阿姨’能让人放心呢？刚把小孩给她她就宰了吃了。”
显然，财富的安全是最重要的。鲁冠球在1999年将万向集团总裁一职交给儿子鲁伟鼎时曾说：“我现在选好我儿子，如果将来有能力超过我儿子的优秀人员出来，只要能够把企业搞得更好，我可能会要调一个，这个是可以改变的。”鲁伟鼎23岁时成为集团总裁。
已经接任父职的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海江的看法应该能够代表民营企业对子承父业的真实想法：“民营企业的社会化趋势虽然不可逆转，但职业经理人素质等方面的诸多不完善牵制着民营企业的社会化进程。不少企业吃过亏，这使民营企业不敢让‘外人’过深地涉入企业管理以及决策。”
周海江举的例子是黄河啤酒。甘肃黄河啤酒公司是一家典型的家族企业，集团创始人杨纪强及其四个儿子与儿媳控制着企业的各个部门。1997年9月，杨纪强聘请王雁元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负责股份公司上市和宣传工作。企业上市未久，王雁元私自以每股1。5元的低价转让集团公司所持股份公司的法人股1 980万股，受让方是其子任法人代表的北京某科技公司。王又多次独自召集董事会议，后竟发展到与董事长杨纪强分别在两地同时召开董事会。最后，王雁元以涉嫌经济犯罪被捕。
尽管杨纪强表示自己仍不会就此将“家门”关起来，但财富的安全问题不能不让企业家们担心。如果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结果是企业家最终失去自己的财富，那么他们选择双重继承作为自卫的武器也无可厚非。尤其对于那些股权结构尚不明晰但目前仍由家族控制的企业，经营权的交出很可能意味着企业所有权的同时丧失。
“对一个创始人来说，把公司交给别人，是非常心痛的，他从心理上不会愿意，”德国《经济周刊》主编巴龙说，“这是创始人最难做的选择。一般情况下，家族企业接受、聘请外来管理者，都是在第三代。因为第三代几乎都是年轻人，很多人不愿意做企业，他比较愿意请外来的管理人。可是真正的财产、最终的财富还是在家族企业管理者的手中。”他指出，目前中国还没有到这个阶段，但“这一天总会来到”。
继承中的力量
强力量：地方政府；弱力量：法律
子承父业式的财富继承更像是一种约定俗成，中国的法律在此是失语的。相反，由于中国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先天的紧密关系，地方政府往往在企业财富传承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因为一个这样的企业的稳定往往关系到其所在地的经济命脉。
同时，中国式企业财富继承目前仍然是“无税”继承。最近去世的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在遗嘱中将自己的股份分给家族成员，集团副董事长王均豪表示，并没有税务部门来过问此事。
今年以来关于遗产税的讨论不断，这本来是针对社会大众的一个法律，当然首先影响到的可能是资产庞大的家族企业，但笔者接触到的企业家们对遗产税的讨论反应平淡。“我们不关心，这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亚龙集团董事长张文荣、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金都这么说。均瑶集团副董事长王均豪的态度是：“如果国家这方面的法律出台，那我们就执行好了。”“企业做大了最终还是社会的，”王均金说，“你自己能带走多少？我们均瑶兄长能带走什么东西？征收遗产税也不是要把你挖空吧？把税征完了企业生存不下去也不可能吧？国家提出可持续发展，它肯定要考虑。如果把民营企业都变成国有了，是不是又要变成计划经济呀？”
斯尔丽集团董事长邵联勤是上海浙江商会的副会长，曾与会员们讨论过此事：“我们都认为这不是问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企业家都是很聪明的，税率太高的话，利用其他方式方法也会转移过去的，只要合法。比如要留给儿子，我可以请他到我们公司来做事，工资、股份多给一点，或者买套房子作为公司对优秀高级管理人员的奖励送给他，这都是可以做的。让他管理子公司，把股份划过去，利润和他分成也可以。”他认为如果遗产税率定在20％比较合理。
看来，擅长于灵活变通的民营企业相信他们有能力处理财富继承过程中的法律问题。
继承顺序：儿子第一
中国式继承在考虑继承顺序的时候，惯性思维是儿子第一，往往通过子承父业的模式进行，这种思维的根源是为了延续家族的香火，也跟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基础和传统有着某种藕断丝连的联系。
中国很多知名的百年老字号，都是父传子、子传孙进行的，他们从不发达的商业社会环境里成长壮大，并以带有明显小农经济色彩的交接班方式进行着财富的继承，一方面是为了保证管理权和所有权不旁落他人，保证财富的安全，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经营理念的一致性。
这种继承方式在国外的一些百年企业发展初期也是经常采用的，比如福特家族、杜邦家族等，他们用子承父业或从家族内部选拔人员的方式进行着财富的传递，但随着竞争的加剧，再加上继承者本身的素质不够或者没有兴趣经营家族企业，这种模式逐渐暴露出了不合理的地方，现在很多家族企业的接班人采用职业经理人或者在非血缘关系的情况下进行。中国目前还处在财富继承周期的初期阶段，将来可能也要过渡到这种模式。
客观来说，中国人这种习以为常的子承父业式的双继承是保持中国社会财富增长的重要的激励机制。正是因为可以把家业传给后代，企业家们才有了永不停止创业的动力。如果一个企业家老了他的企业就充公了，他是不会如此拼命地去干的。同时，这种子承父业的模式还会激励企业家精心培养自己的后代，让他们在继承财富的同时也继承到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而如果是家族外的人来继承，他恐怕不会有这么大的热情来经营这个企业。
王均瑶生前有过两次婚姻，目前的两子一女均为王与前妻所生。王均瑶在遗嘱中把均瑶集团40％股份的大部分给了自己的长子，而对于另外两个子女和先后的两个妻子的继承安排，笔者试图从王均金口中得到答案，但未果，可能对中国人来说这个话题太过敏感了吧。
将权力交给儿子的方太集团董事长茅理翔还有一个女儿，却并未进入家族公司。茅理翔说，这是考虑到家族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产权问题。他的理论是，最好把钱放在一个口袋里。茅理翔一直没让女儿和女婿参与集团的经营，而是提供资金让他们自己去创业。茅理翔的看法是：“家族制企业里，兄弟姐妹可以共同参股，但不适合共同经营，否则总有一天企业会垮。”
在完成了继承顺序的安排后，家族企业创始人如果对自己身后的财富分配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