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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亲结婚时，第一个妻子还活着，＊＊而＊＊此处有误，邓文明同邓小平的母亲结婚时第一个妻子已经去世。——译注且仍然生活在池的家里，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做法。
在教育方面，邓文明却很跟得上时代。邓小平开始在一个老式私塾接受教育②。两年以后，池七岁时，转到一所新式小学就读。四五年以后，升入广安中学，成为一名寄宿生，每星期回家一次。所以他从早期起就学习了现代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地理，并且学的是白话文，而不是过去一直使用的文言文。
关于邓小平的学校生活没有什么文字记载，与毛泽东、周恩来不同，他从未向外国人谈起过这些。不过多少也有一些趣闻轶事。80年代，牌坊村的老人们，包括他的舅父淡以兴，对外国来访者说，邓儿时是个活泼、聪明的孩子，喜欢和同学们玩游戏，而且学东西非常快。其中有人说，他读书只朗读三遍便能够记住并背诵出来（七十年后，邓小平的桥牌搭档和亲密的政治伙伴万里向一位外国人透露，邓小平对牌的记忆力非常好，这就使他比技术水平相当的选手略胜一筹）③。这些老人们还说，邓小时候也是个有主见的孩子，即使有些事情是违反传统道德的，做了会受到惩罚，他还是无所畏惧，照样去做。
按照新的教育制度，在十八九岁之前，邓应该呆在中学，然后，如果他学得很好，并且他与他的父亲都有这样的愿望，他就可以到一所设在成都或重庆的高等学校继续学习。然而在1918年的某个时候或1919年初，他才只有十四岁时，邓文明从重庆给他儿子写信说，他从当地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内容是，重庆即将开设一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培训年轻男子（或许也有年轻女子）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他问邓小平是否想进这所学校。邓文明还给他的弟弟邓绍圣发了一封类似的信，邓绍圣只比邓小平年长三岁。他们两人都没有马上答复，但也没有拖延太长时间。1919年夏未或初秋，他们离开牌坊村，进了重庆的这所学校。
从表面看，邓文明的举动难以解释。邓小平还只是个孩子，对广安这个小天地之外的生活毫无经验，他的叔父的经验也不会更多。他们都未受过培训或教育，对应付遥远的外国的不稳定的生活缺乏准备。除此之外，邓文明一定已经意识到，送他的长子到法国去读书，其结果意味着他们的家庭将失去这个儿子。如果邓小平衣袋里揣着工科毕业证书回到中国的话，他一定不会想成为一个农民，而且他不可能想在只有很少工业的四川工作。
可以推测，邓文明是受了一个热衷推动留学运动的人甚至可能是个外国人的影响，或者他已经发现他儿子很任性，便想把他送走。然而这些可能性没有任何根据。而且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与这几种推测不符。重庆这所学校的创始人吴玉章是成都的一位教师。邓文明应该没有见过他。20年代时由于热心支持四川学子出国留学而知名的杨森也是广安人，他和邓文明是同时代的人，但在邓小平成长的过程中他并不在广安。当时有一个法国传教士在广安，但邓文明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不可能和法国教土有所来往。至于邓小平他们父子间的关系，据牌坊村的老人们讲，两人犹如同辈朋友那般亲近。因此邓文明送儿子去法国这一举动似可以简单地解释为，一个做父亲的远大抱负、爱国心以及他对整个世界形势的了解。
毫无疑问，邓文明非常关注国家政治，他所参加的哥老会当时正参与四川的保路运动。他让他的儿子和弟弟到法国去的行为就是关心政治的一种体现。对他来说，了解四川和整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并不难。到了20世纪初，大多数城镇都有了电报局，大量地方报纸和杂志的发行是当时的一个特色。村中父老相传，他到茶馆里喝茶的时间很多，而茶馆正是交流地方和国家新闻的中心。
即使邓文明在家不多谈政治，邓小平在1915年或19l6年进入广安中学的时候，＊自己一定也能了解到一邓小平是1918年进入广安中学读书的。——译注些。当时，中学都普遍订阅报纸，领导组织激进的爱国主义的示威游行也是当时一些学生的时尚。根据邓的官方传记记载，1919年，邓小平参加了学生抵制日货活动。因为当时在凡尔赛会议上，西方列强将德国在山东享受的优惠权益转让给了日本，尽管当时中国也是协约国成员。从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
在邓小平的童年时代，主要的政治事件是1911－1912年的辛亥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陈旧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和自1644年以来一直占据皇位的清王朝。清王朝最初严禁外国军事、贸易和文化侵入中国，这是导致这一传统帝国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在几代皇帝统治下，曾相继尝试过三种政策：闭关自守；“自强”：吸取外国的技术、军事和工业，但不接受外国思想；对趋于衰落的君主制度进行改良。但所有这些政策都失败了。因而最终导致了一场革命运动的到来。
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叫孙逸仙，他1865年出生于广东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他在夏威夷接受教育，又到香港学医。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成为一名革命家，致力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彻底的改革。从1905年开始，他成为所有立宪共和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很小部分）公认的领导人。这些人都有同孙逸仙一样的目的，并准备通过武力去实现它。他们一起工作，但关系并不总是那么融洽。同盟会这个秘密组织的主要基地在日本，其国外成员多于国内成员。
从1905年到1911年，同盟会试图在中国内地建立基地，有时在港口城市，有时在开放的农村，但都没能成功。该组织的人力、物力和武器的来源都很匮乏。其计划一般说来也是粗劣的，它总是寄希望于同盟者的合作，如秘密会社的支持，而这些会社更注重自我保护，不会大胆地采取行动。但是，同盟会从未放弃过它的理想。1911年秋，同盟会制定了计划，策动长江中游武昌的驻军起来暴动。
如果这些计划制订得比较周密，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革命了。在计划实施时，突然发生的偶然事件，使它受到干扰。一群革命党人很令人意外地在位于长江北岸的（武汉的另一部分）汉口的俄租界内引瀑了一颗巨大的自制炸弹。这次爆炸使得中国城市警察迅速进入这个爆炸区。通常情况下他们是不能进入租界的。在那里，警察逮捕并处决了三个革命党人，还发现了混在本地军队中的同盟会成员名单。在这危急关头，一群革命党军官加紧煽动武昌驻军的暴动，让他们同保皇党军队进行战斗。结果保皇党军队失败，被迫撤回。当政府还在考虑下一步的对策时，中国其他几个地区驻军的暴动又突然爆发了。
第一次暴动发生时，正在美国的孙逸仙返回了祖国。1912年1月1日，他在南京被来自十六个省的议会代表推选为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当年仅六岁的皇帝的母亲宣布他的儿子五个星期之后退位的时候，本应由孙中山任总统，然而他缺乏军队的支持。皇后在最后的诏书中邀请袁世凯，一个为王朝训练现代化军队并因此连结了大多数省份的指挥官的职业军人，组建了共和政府，于是僵局便产生了。孙性格软弱，所以他很容易妥协。或许他真的对袁充满希望，以为袁会接受民主共和的方式，因此决定支持袁并催促国务院选举袁当总统。孙没有在袁随后组建的政府中任职，只是被保留了党的领导人职务。1912年8月，同盟会与四个较小的组织共同组建了国民党，孙当选为主要领导人。
以后八年，全国的政治与管理混乱不堪。人们很快便看清楚了，袁世凯不是民主主义者。当国民党在新的国民议会两院选举中取得胜利时，袁拒绝对政府进行改组，然后谋杀了国民党内最有名望的年轻领导人宋教仁。他继续破坏共和制，煽动复辟帝制，要人们拥立他当皇帝。但最终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失败的原因并不主要是因为多数残存的君主主义者把他看作非皇帝的嫡系，而是因为复辟的行为引起了许多省的战乱，由此导致了中国20世纪最为有害的格局出现：地方势力或军阀割据，中央政府崩溃。
邓小平进入重庆预备学校所参加的活动的正式名称叫“勤工俭学”，其先驱是李石曾。李是一位爱国人士，信仰无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