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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上的途中，毛对他决意实施，而现在又能很快实施的设想准确地作出了决断。7月18日，在他到达北京后的一两天里，他告诉党的领导人，当他们进入社会主义以后，他们还应使自己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同时他还对另一群人发出这样严厉的警告：假如你们不革命，那么革命将指向你们。他坚持解散刘和邓的工作组，并特意给红卫兵战斗队写了一封信： （你们的）两张大字报（激进分子们最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作者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③
在春季，毛在书记处会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委员会议上均取得了胜利。＊现在他想在中央委员会（已经他自己只出席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原注四年没有开会了）上取得胜利。他实现了他的愿望，但主要是靠大批“高校革命师生代表”参加会议，并指挥他们为他和林彪欢呼，嘲笑那些胆敢对他们质问或有抵触的发言者。邓小平发言时他们就发出嘘声。邓坚持认为林一再指控彭真和其他人阴谋政变是毫无根据的。经过十二天紧张愤怒的辩论，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由于《十六条》对革命的作法规定得含糊不清，使江青和其他一些人日后有机可趁，但《十六条》却明确提出，革命的政治对象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④。从文化方面来说，它要求彻底清除“四旧”（即：“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当时未宣布的其他决定把政治局常委会闹了个底朝天。林彪的地位从第七位升至第二位，刘少奇则由第二位跌至第八位，陈伯达和康生成为常委，地位比刘少奇、朱德和陈云还高。邓处在第六位，并保留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在他的朋友中地位比他高的现在只剩下周恩来了。尽管周本人未受攻击，但从这次会议看，周似乎不准备为刘、邓在过去两个月中处理事情的方式辩护。
8月5日，在会议期间，毛采取了一项令人吃惊的措施：他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炮打司令部”，这比他以前所说过的或所写过的任何东西都更为明确地表示：他希望红卫兵把下列人视为自己的敌人。他写道： 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又何其毒也！⑤
五天以后，他对在人民大会堂外的群众发表讲话，希望大家要关心“国家大事”。8月18日，他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红卫兵大型集会，类似的集会共八次，这是第一次。
这次集会拉开了两年混乱的序幕：在以后的两年里，几乎所有的高级干部或有声望的人都难以逃脱红卫兵或革命造反派的攻击。关于被杀或受伤的人数，并没有官方的统计，也没有关于遭到破坏的公共纪念物和为公众拥有的艺术品、文学作品的清单，更不用说私人财产了。仅在街头暴力中死亡的人数就达几万人。许多人在相互敌对的红卫兵团体之间的械斗中丧生，更多的人死在军队手中。这些军队先是奉命支持红卫兵，最终则奉命解除红卫兵的武装以维护社会秩序。大多数的暴力事件发生于1967－1968年，其时红卫兵已夺取武器或发了武器。但是有组织地利用武器是在1966年8－9月份，其时，红卫兵被煽动起来开展破四旧运动。他们经常随意闯入私宅，粗暴地对待一些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并且撕毁或焚烧他们的图书、图片和器材。就在此时发生了第一批死亡案件。中国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老舍在遭到毒打之后自杀身亡。傅雷也自杀了，他是一位法国文学翻译家，是著名的钢琴家傅聪的父亲。
8月18日，邓小平陪着毛、林、周以及其他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仍握有权力，他接着采取的行动表明，他当时的当务之急是防止红卫兵分裂瓦解党。他当时的处境不是无望的。他在外地有同盟者，至少有两个地方党委书记明确反对自下而上革中央的命。他还可以争辩说，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丝毫未涉及红卫兵（该决定只谈到文化革命委员会），并且允许那些政治上处于被审查之中的人为自己辩护。书记处已经改组，但只有一名新成员陶铸，坚定地支持毛主义（但他很快脱离了这个阵营）。而他的政敌们只是忙于向在夏末从各省涌入北京的上百万红卫兵发指示。
但到9月底，毛意识到大多数省委党员干部对红卫兵行动均不欢迎，而且拒绝与红卫兵发生任何来往。一些地方官员甚至征集武装与红卫兵对抗。毛愤怒异常，在北京召集了一次省委书记会议。那时，他已惯于采取这种方法，并似乎认为他能很快镇住与会者。但他发现他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这次会议持续了近一个月，最后他才打破这种僵局。
邓小平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10月16日，他作了一个关于文革发展进度的报告，这招来了陈伯达和其他几个人更严厉的批评。陈抱怨说想与邓进行平等的讨论比“登天”还难，并认为他是“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急先锋”⑥。他声称，刘和邓的“思想作风”恰恰是反对毛的，而且刘和邓不会承认错误，仍然“试图反扑”，说在这两个人中邓更为顽固。林彪再次提出彭真阴谋发动政变的说法，还暗示邓可能是一名同谋。但代表们对刘和邓的同情远胜于对陈和林的同情。似乎有一两天毛失去了对会议的控制。他的反应是要求刘、邓作“自我检讨”。毫无疑问，他的估计是，一旦地方干部们看到这两个掌管中央书记处的人屈服了，他们就会放弃抵抗。不知是谁通过什么途径对这两个人施加了压力，但这种做法很见效。毛度过了危机。
邓在作报告一周后，作了一次自我检查。他神情忧郁地念他的检讨。
邓（和刘）进行了自我检查之后，毛作出了宽宏大量的姿态，他对代表们说，不能因为刘、邓过去所犯的错误而把他们说得一无是处，但他清楚地表明，他对他们，尤其是邓，对待他个人的态度是何等的不满： 我故意下放（最高权力）。他们就建立独立王国……从1959年到现在，邓小平什么事也不请示我……（1958年）我对武昌会议不满意……所以我回北京开（另一个）会。虽然你们开了六天会，但你们仍不让我开一天会。不让我完成工作没什么了不起。但我反对你们像对待死去的祖宗那样对待我。⑦
他还说应该给刘和邓一个机会，以便察看他们是否真正改过。即使他真有这个意思，现在已经掌权的刘、邓的死对头也永远不会为他们提供这个机会。
在11月和12月，刘和邓在公开场合露了几次面。但此后，他们便不再露面了。对刘来说是永远地消失了。对邓来说则是事隔六年多后才在公开场合露面。此时，外界实际上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直到80年代后，才有可能重新了解他们当时的遭遇。
1967年的1－8月，从理论上讲刘和邓仍是自由的人。但是一旦出了中南海的围墙，他们便不再安全了。即使在中南海，他们也受到了骚扰。早在1966年12月初，刘和其夫人王光美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他们家里开“批斗会”，批判他们二人。在大街上，红卫兵举行反对他们的游行示威。官方和红卫兵的出版物还经常刊登诽谤性的文章。刘是主要的目标，被打成“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在红卫兵的宣传品中，邓被称为“第二号走资派”，但官方报纸没有这样说。
反对刘、邓的运动是由江青、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操纵的。张春桥是江青在上海的老朋友。他们都一祥的阴险毒辣。张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的反对刘、邓的示威游行，并号召游行者“痛打落水狗”，“让他们遗臭万年”⑧。4月，江青在一次红卫兵集会的演讲中，罗列了邓的“十大罪状”。随着权力斗争进程的变化，对刘、邓的这场斗争时起时落，这场权力斗争在1967年初便爆发，使党和军队在这一年里经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