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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女子为皇帝的事情，武则天要获得理论上的支持，必须借佛教的符谶来假托上天圣意，为自己造势。她发起了佛经的修订，命受到她宠爱的薛怀义主持白马寺，组织佛教经义的辩论，还包括修筑规模宏大的寺庙和扩大僧尼人数。在这场从宗教界开始的变革中，薛怀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让他更加居功自傲，并为其以后的覆灭埋下了祸根。佛教势力和佛教徒的表现让武则天获得了政治收益：当时的经籍中宣称弥勒佛已经化身为女子降生下界，她理应成为俗世的主宰，并将为百姓带来和平而幸福的生活。这位弥勒佛的化身很快就被证明正是武则天。由于佛教徒的支持，武则天跨过了本来不可逾越的身份的鸿沟，实现了向皇帝之位迈进的最重要飞跃。立国之后，为了表示回报，佛教很快取代了道教，居于国教地位，敦煌莫高窟里也塑起了巨大的弥勒佛像。此后武承嗣等五千人上表请求武则天加尊号金轮圣神皇帝，这些神圣尊号都来自佛经，其目的是要神化武则天的皇权，由此也可见佛教对于武则天政权的重要意义。
武后的权力越来越稳固，唐室宗亲的反抗愈发无济于事，武后的支持者们开始从各地向中央进奉祥瑞，他们宣称凤鸟与朱雀出现在天空，预示着武后登基称帝是上天注定的意愿。此时武媚的名字已经改成了她自己创造的“曌”字，日月当空的字型结构表明她的执政会像日月当空、普照大地一样给民众带来温暖和生机。于是武曌在公元690年登基称帝，建立周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位女皇帝。
改朝换代之后的武则天下令立太庙于神都洛阳，其实早在此之前，作为东都的洛阳就已经被建成了一个新的政治中心。这是武则天的主要政绩之一，移都洛阳的原因是此时的关中平原人口兴旺，在承担粮食供给时已经有些吃力，而洛阳由于其自身的地理优势，可以很顺利地将南方的粮食通过南北大运河运抵城中。而除了这些经济原因外，据说还有一个秘密的重要理由，就是当武则天将王皇后和萧淑妃残忍地杀害后，萧淑妃临终前的诅咒“我将世世为猫，你将世世为鼠”就成了她心头始终无法挥去的阴影。从此皇宫中再不许养猫，但武则天仍然常会被噩梦惊醒，为了彻底摆脱怨魂的诅咒，武则天做出东迁洛阳、离开长安这块是非之地的决定也是可以理解的。
焚锦销金唐史纪：玄宗以风俗奢靡，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罢两京织锦坊。”
迁都洛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武则天准备向东周看齐。周是武氏政权的国号，也是她即位合法性的理论依据。为了使这种合法性更加牢固，她将政权中的部门和官员尽量按照周代的规则设置，而将东周的国都洛阳营建为自己新的都城，也正体现了这种思路。每个朝代都理应拥有与前朝的不同之处，武则天也努力要将这个从李唐皇室手中夺来的政权营建出属于自己的特色。
她改变了两个阶层的命运
武则天的执政时期并不仅仅意味着一次简单的女主执政或是改朝换代，她以一种强有力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历史的巨大变革时期，并直接促成了中古时代的政治转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消灭了一个阶层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影响，同时将另一个阶层推上政治舞台。在此之前的几百年中，无论是北魏、隋朝还是唐初，其国家权力总掌握在贵族势力手中。这些贵族与皇室联姻，彼此之间组成密切的关系，皇帝的宝座由暂时取得强势地位的人来坐，一旦当他和他背后的家族失去强力，就会有另一支贵族势力取而代之。这些贵族集团是国家的真正领导者，皇帝的权威有时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强大。
但在武则天上台之后，这种现象被打破了。为了扫平执政的障碍，在剿灭皇室宗亲势力时，高门士族势力也理所当然地遭到打击。这些人往往是李唐的开国功臣，或者是在太宗、高宗执政时期身居高位、手握大权的重臣。当李姓帝王执政时，他们已经积累下了足够的声望和势力，属于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利益与李姓皇室的稳定执政紧密相关。当他们发现武姓势力有可能取代李唐时，为了保护自己家族的地位和荣誉，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武氏为敌。而武后正是一位借力打力的高手，早在后宫的明争暗斗中，她就已经习惯了这种争斗方式。而当她从幕后走上前台时，也正是依靠那些觊觎高位的中层官员渴望获得晋升机会的心理，借他们的力量动摇了上层集团的根基，给那些重臣元老们安上谋反的罪名，将这些显赫的家族彻底剿灭，或是令他们元气大伤。
就这样，海内望族势力的影响受到了严厉的打击，他们的势力因此变得空前微弱。当这些上层人士倒下后，那些急不可耐的中层官员便怀着投机或者报效的心理走上高位，开始他们梦寐以求的新政治生涯。为了选拔更多的人才为自己所用，科举制在武则天时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寒门士子可以通过科举入仕，来自民间的富有才干者源源不断地进入朝堂，武则天无需担心找不到人才为自己办事。从此之后，由于贵族阶层的消失，皇帝与普通社会之间的鸿沟变得更深远，平凡家庭出身的人才取代旧贵族势力成为中国官员的主要来源，由于没有深厚的家庭背景作为支持，他们只能各自在仕途上奋斗，真正成了替皇帝打工的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此后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效果越发明显，在明清时期更是达到了极致。
当时武则天可能还想不到自己会对后世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她有意或是无意地削弱贵族阶层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但其初衷都是为了让自己的统治更加稳固，不必太依赖于那些与李唐皇族有着密切联系、却对她充满敌意的贵族集团。
人生的最后谢幕
自从武则天登上帝位之后，继承人问题就成了众人关心的焦点。如今，随着武则天的衰老，它又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虽然李氏子孙已经失去权势，但武氏子弟仍然没有确定的把握能够在武则天之后登上皇位，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毕竟还有李显和李旦两个昔日的皇帝存在。大臣们因此劝告武则天说，她应当将帝位传给儿子，这样在死后就可以和李治一起配享太庙，接受子孙后代的供奉。但如果将帝位传给武三思等人，境遇将会悲惨得多，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做了皇帝的侄子去供奉姑母的牌位是件不可想像的事情。
大臣们的意见显然给了武则天很大触动，但她并没有急于定下继承人，而是继续维持这种模糊的局面，让政局不至于过早变得动荡。但与此同时，她也在悄然打击着一切关于继承人问题的猜测和流言。武家子弟会突然被免去官职，李旦的两名宠妃也被她下令杀死，其中一位正是日后唐玄宗李隆基的生母。没有人能看清武则天的真实用意，她就这样不动声色地平衡着各方的势力，在局势依然不明朗的情况下，没有一方势力敢于轻举妄动。
尽管许多事情表面看来还不明朗，但武则天一直在做着悄无声息的安排。公元696～697年，契丹大贺氏部落联盟在首领李尽忠、孙万荣的率领下起兵反叛，并自号“无上可汗”，这也是契丹历史上首位称可汗的人。这原本是一场小规模的叛乱，但武则天却意识到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时机，她大张旗鼓地平定叛乱，并命令武氏子弟参加这次讨伐。尽管大臣们认为这纯属小题大做，但武则天还是兴师动众，迅速调集大军进行征讨。后人认为此时的武则天已经开始担心身后武家子弟的归宿，她极力希望李武联合执政的格局能够尽量延续下去。一方面，她清醒地意识到，在她死后仍旧会是李氏皇族即位执掌天下，武氏政权很难延续；另一方面，她又希望武氏势力能够在她死后牢牢控制政局，不至于落得身死族灭的下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她刻意将营州之乱事态扩大，希望能够藉此扩大武氏执掌兵权的势力范围，依旧在政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晚年的武则天显得有些疲倦，她的注意力已经从政治事务上移开，转向因多年事务繁忙而被忽视的个人生活。这时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