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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我们看到：使用令人无法承受的罪名迫使反对派闭上嘴巴的战术，是中国文化中悠久的政治智慧与传统。用八百多年后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术语表达，这种作法通常被称之为“上纲上线”。一般说来，这种战法应用在被上纲上线者无法或无暇辩驳的情况下时，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几乎是锐利无比，所向无敌。
就这样，后来证明绝不仅仅是“行为轻佻”的赵佶，变成了宋徽宗。
于是，我们很快就有机会看到，那位被认为是奸臣的宰相章惇，不幸而言中，——赵佶不光是不适合做皇帝。那些自以为不别有用心的人们，包括当时人们很尊敬的向太后，和后来同样被列入宋朝奸臣行列的曾布，为帝国选择的，根本就是灾难与死亡。所谓轻佻云云，显然太看轻了这位皇帝祸国殃民的本事。
第三章宋徽宗的浪漫生活
宋徽宗或许是中国帝王中艺术天分最高的皇帝。如果没有坐上皇帝宝座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完美甚至伟大的艺术家。至少在中国书法史和中国美术史上，他都会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
这位皇帝独创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据说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超越；这种瘦金体书法，挺拔秀丽、飘逸犀利，即便是完全不懂书法的人，看过后也会感觉极佳。宋徽宗传世不朽的瘦金体书法作品有《瘦金体千字文》、《欲借风霜二诗帖》、《夏日诗帖》、《欧阳询张翰帖跋》等。此后八百多年来，迄今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高度，可称为古今第一人。
这位皇帝不仅瘦金体写得好，他的楷书作品《秾芳依翠萼诗帖》亦堪称楷书杰作，其笔法犀利遒劲，铁画银钩，被后世论者称为出神入化的“神品”。
赵佶的草书书法炉火纯青，用大师称呼不算过分；他的《草书千字文》相当精彩，人们甚至认为其水平，丝毫不亚于盛唐时期的草书书圣张旭与怀素，可见其功力之深。
此人做了不少诗词，不过似乎没有达到他书画的水平，就像上面提到的那首词一样，读起来虽然还算过得去，但显得过分雕琢，能让人传诵的显然不算很多。
徽宗皇帝与书法家交往的故事，为历代文人骚客津津乐道。比如，他与大书法家米芾的交往就很有意思。
米芾与徽宗一样酷爱石头，曾经在一块怪石面前纳头便拜，尊称此石为兄，人称“米癫”，就是米疯子的意思。有一次，徽宗令人在瑶林殿张挂两丈长的画绢，摆上极珍贵的笔砚墨镇纸等，召米芾写字。米芾上蹿下跳、笔走龙蛇，并大呼：“奇绝陛下！”皇帝一高兴，把所有眼前宝物全部赏赐给了米芾（5）。有一次在崇政殿奏事，米芾手执书札，皇帝让他放在椅子上，他大叫：“皇帝叫内侍，要唾壶！”也不知是要皇帝用，还是自己用。大约是一种抗议自己受了慢待的意思。管宫廷风纪的官儿要治他的不尊之罪，皇帝制止说：“对俊逸之士，不要用礼法拘束他（6）。”米芾曾经为皇帝书写过屏风，几天后，皇帝派宦官赏赐给他白银十八笏，十八笏为九百，当时的人们以九百为傻，和我们今天骂人二百五是一个意思。米芾兴高采烈地对来者说：“知臣莫若君。皇帝真了解我。”皇帝听说后，大笑（7）。某宫修完后，徽宗命米芾去写字，当时米芾已经身兼书画两学博士，相当于中央书院和中央画院两院的院级领导。他用完皇帝御用的一块珍贵砚台后，一本正经地说：“这块砚台被臣濡染过，已经不堪再让皇帝使用了。”宋徽宗放声大笑，将砚台赏了他。他怕皇帝反悔，抱着砚台就跑，结果弄得满身墨汁淋漓（8）。
在绘画领域，宋徽宗也当之无愧地可以跻身于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大画家之列。他的丹青造诣堪称登峰造极，蔚为大家。据说，龙德宫建成后，徽宗召来各路著名画家作画。作画者都是一时之选。徽宗看后，无一句夸赞之辞。偏偏对一位并无名气的新近画家所画的斜枝月季大加赞赏，并特赐该人服绯。当时，只有官居六品方可穿绯色袍服。徽宗的理由是：月季花四时朝暮的花叶均不相同，极其难画；而此人画的是春天正午时分的月季，一丝不差。所以重赏（9）。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祥龙石图》、《芙蓉锦鸡图》、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翠竹双雀图》、藏于辽宁博物馆的《瑞鹤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柳鸦图》与《四禽图》表明，在花鸟画上，宋徽宗的作品称得上是炉火纯青的大师级佳作；出自宋徽宗手笔的山水画杰作《雪江归棹图》，意境清奇高远，不同凡俗，一般的山水画作品，根本无法望其项背；《听琴图》则是宋徽宗传世的人物画代表作，这幅画出神入化的描绘技法令人叹为观止。画面上的弹琴者是在后世声名狼藉的宋徽宗自己的自画像，而那位身穿红色衣袍的听琴者就是他的宰相——在后世同样声名狼藉的蔡京。
这幅堪称杰作的优美画卷，具有宿命般的暗示与象征意义。它向我们展示出了一幅君臣同体、休戚与共的意味深长的画面——没有弹琴者，自然不会有听琴者；有了弹琴者，没有听琴者，也只能自得其乐，意思不大；若既有弹琴者，又有听琴者，而且双方心心相通、知音默契，这才趣味盎然、生动完整。在许多方面，亡国君臣宋徽宗与蔡京恰好就是这样一对知音。
事实上，北宋之后的历代史学家，基本上都同意一个观点，即：北宋帝国是葬送在宋徽宗和他的宰相蔡京——这一对惺惺相惜的君臣知音手中的。这不能不使人在观赏这幅美丽的艺术画卷时，心情特别复杂。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解释，像宋徽宗这样才华横溢、具有高度灵气和素养的艺术天才，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充满诗人气质和浪漫情怀的人。通常情况下，这种人不认为蔑视传统价值观念和世俗行为规范有什么不对；他们只服从自己内心感受的召唤，按照自己的喜怒好恶行事；他们不知冷静、理智、理性为何物，为人处事冲动而情绪化，具有极为浓厚的感性色彩。假如再加上皇权帝制所赋予他的无上权力的话，我们就应该比较容易明白发生在宋徽宗身上的许多故事了。
从现有资料上看，宋徽宗赵佶并不是个纨绔子弟，这从他的勤奋好学、多才多艺与诸多艺术成果上可以看出；他也并不昏庸。从他当政之初的情形判断，的确称得上出手不凡，“粲然可观”。当时，他大刀阔斧地整顿朝纲，平反冤狱，贬窜奸佞，提拔贤良，一时间，很有除旧布新的气象。他曾经发布一份诏书，相当谦恭地希望天下人能够畅所欲言地品评朝政，其诚恳平和、推心置腹在历代帝王诏书中十分少见。从这份诏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青年天子涉世未深的坦诚、带有理想化浪漫气息的良好愿望，读来很是感人。
宋哲宗在位时，也曾经发布过一份让天下人上书言事的诏书，献言者数以千计。结果，章惇做宰相后，断章取义地摘录这些上书，凭只言片语来整治上书者，搞得人们怨声载道。宋徽宗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索性下令撤消了这个专门从事罗织的编类臣僚章疏局，这显然是一个极为开明，大受欢迎的举措。
在徽宗初政中，已经在哲宗朝当了六年宰相、在徽宗朝继续当了九个月宰相的章惇遭遇重大打击。
这位章惇是苏东坡的老朋友，年轻时以富有才华，豪爽大方出名，属于和苏东坡很对脾气的一种人。他们两人曾经一起结伴外出远游。在前往芦关的深山老林里，马上就要到达黑水谷的时候，他们碰到一处万丈深渊，下面急流咆哮，上面只有一架独木窄桥。章惇提议两人过到对面的峭壁上去题字留念，苏东坡不肯，章惇若无其事地走过深渊上的独木桥，然后把长袍掖在腰间，抓住一根老藤荡到急流对岸，在峭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游此”六个大字，然后从容回到此间岸上。苏东坡对此的反应是，拍着对方的肩头说：“今后你这家伙会杀人不眨眼。”章惇问：“何来此说？”苏东坡回答：“不在乎自己性命的人，肯定不会拿别人的性命当回事儿。”�